除了上述智力缺陷外，毛的一系列性格缺陷也同样醒目，同样对他练成毒掌神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一个性格缺陷就是他的自我期许太高，自尊心与自信心超强，彻底缺乏自我完善能力。这与斯大林有显著区别。斯大林虽然是个人崇拜的发明者，自我期许也非常之高，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同样超强，但并未因此失去自我完善能力。他特别强调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多次引用列宁的有关语录告诫全党。他本人也确实能从重大失败中汲取教训。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也就是他不断吸取失败教训、战胜自己的过程。他从战争初期刚愎自用、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逐渐转变为尊重内行，学会听取专家意见，克制急于求成心理，耐心等待决战时机成熟，最终成长为称职的最高统帅。似乎可以说，如果斯大林没有战胜自己，完善自己的战争知识与技能，则苏联也就不可能战胜德国。

毛泽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永远陶醉在既往的成功里，把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放之万事而皆准的宇宙运行规律。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师古”，这简直就是为毛度身定做的。而“故步自封”这个成语，好像也是老祖宗特地为他发明的。他既不承认有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必要，认定中国古籍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秘方，又毫无勇气承认失败并从中总结教训，丰富扩展自身的经验积累，于是便永远冻结在延安时期，再也无法长大了，其内心世界由少得可怜但无比坚定的几条信条组成：人民是上帝，只要感动了他们，便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哲学是万王之王，只要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便是“抓住了牛鼻子”，就获得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智识资格，能指导全民把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等等。所谓大跃进就是这两个信条的物化，然而它的惨败却没让伟大领袖学会任何东西，除了让他记住“民以食为天”，提出“以粮为纲”，要农民把果树砍了，鱼塘填了，改种庄稼之外，他的基本信条毫未动摇，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在全民刚从死亡的深渊挣扎回来后，他立即又交给他们更复杂的社会改建任务。不仅如此，在九大开过之后，大跃进那套政策又在各地在不同程度上死灰复燃：什么大会战，什么“以钢为纲”，什么“教育革命”等等又冒出来了。如果不是林彪事件再度使得派仗爆发，国家重新陷入混乱，只怕大跃进又要以全国规模兴起，再度重创国民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救了中国。“阶级斗争”的祸害，无非是让一部份人民遭到歧视、迫害、虐待、批斗、毒打甚至枪决，让其他人趁机不必上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但它毕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摧毁工农业生产，引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

毛泽东这个毛病，越到暮年便越严重，不是“自矜功伐”，反复扳着指头数“十次路线斗争”，宣扬他“与人奋斗”的赫赫战果，完全成了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就是“奋其私智而师古”，越发钻进故纸堆里去，“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把两千年前的原始人法家当成现代人的效法榜样，责令全国人民“评法批儒”，最后甚至把宋江那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下令全国人民去把他批倒斗臭！这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令人不能不纳闷他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怪诞毛病，连王莽的复古都瞠乎其后。

虚荣心超强，使得毛泽东没有接受甚至面对失败的道德勇气，于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先的错误，便成了他施政的主要关心所在。在这点上他连斯大林都不如。斯大林当然也文过饰非，更善于寻找替罪羊，但他毕竟知道国家领袖和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二战本是希特勒和他联手发动的，但后来希特勒突然翻脸进攻苏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苏军一溃千里，在战争头5天内失去的领土就超过了尼古拉二世在两年间失去的领土，战争头半年内就损失了6百多万将士。这空前的灾难完全是斯大林错判对手与形势造成的，他自己也心中有数。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功宴上，斯大林在祝酒词中说：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是因为他们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更是因为他们的常智，社会与政治的常智，以及他们的耐受力。我们的政府犯的错误不只是几个，1941-1942年我们处在绝望的形势中……别的人民会说：见鬼去吧，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它会与德国媾和，让我们得到和平。……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妥协，而是显示了对我们的政府无条件的信任。我再说一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军队被迫撤退，似乎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但俄罗斯人民有信心，坚持了下来，期望并等待我们将事态控制下来。为了俄罗斯人民显示出来的对我们政府的这一信任，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毛泽东几曾这么做过？他何时像斯大林那样，意识到自己对全民的责任，知道在犯了重大错误后必须向人民承认，并感谢人民的宽容？相反，他最大的心病，便是大跃进蠢动丢了他的脸，为此殚精竭虑，苦苦思考如何才能在死后仍能堵住悠悠众口，在历史上留下“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把这当成千年大计，最终找到文革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把敢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抓出来，以绝后患。

据王力披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乃是因为因为刘少奇在动员社教运动的讲话中说对毛著也不能教条主义，开调查会过时了，不蹲点不能作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等等，江青于是去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就有人作公开报告了。毛因此大怒，准备整刘。陈伯达听到风声，和彭真、陶铸一起去劝刘作自我批评，刘作了检讨，才暂时躲过大难 。毛后来自己对巴卢库承认，他发动文革的念头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起的，而刘少奇在那会上说的唯一“出格”的话，无非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而这在毛听来就是等他死后做秘密报告。为了防患未然，确保青史留名，他便能把全国投入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的第二个性格缺陷是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但凡百战开国的君主，这都是必要的主观素质，本无足怪，但毛的野心实在大到了滑稽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毛的野心的出格之处，首先是他喜欢豪赌，其赌性远远超过历史上已知的一切赌徒。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一一列举过毛的军事冒险战略，它们之所以没有招致全党全军的覆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巧合使然，不能不令人怀疑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里只举一例就够了：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竟然电告彭德怀等人：“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准备扔下根据地，从西北万里迢迢打到南京去，还告诉张学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 幸亏西安吃紧，张学良命令红军增援，后来事变又迅速得到和平解决，这伟大的自杀战略才未能付诸实施。

毛的赌博并不限于军事冒险，他更爱搞边缘政策，以不顾一切蛮干、拼个鱼死网破的痞子战略与对方比勇气，逼得对方为怕两败俱伤、大局糜烂而让步。这就是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打天下时这么干还能理解，但在打下江山来后还嗜赌成癖，就完全成了一种无从理喻的偏执。据王力说，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说，如果这次文革失败，他和他们一道坐牢杀头。这话充分表明文革不过是他的一场豪赌，而他把江山和性命都押上去了。守成天子不做，却要去孤注一掷，到底为什么？真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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