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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