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浅埋；不准哭不准戴孝。

作者：韩福东，选自：《南方都市报》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

———马维民（时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后来被“揭盖子”，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凑不够10人，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冯希仁（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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