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如果带黄菊，充其量能为江泽民分担一些日常事务，但黄菊从基层上来，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中南海的情况比江泽民更不了解，不可能指望他出谋划策。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谙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属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薰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化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薰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已，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曾庆红协助江泽民做了最重要的六件事。前三件为江泽民保权位，求稳定。后三件为江泽民树权威，也为自己捞取最实用的政治资本。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保守势力空前强大，邓小平在党内的影响力比六四前大大降低。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进行“治理整顿”，当时中国的处境，一方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方面，是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更重要的是，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已经停滞甚至倒退。邓小平多次告诫江泽民、李鹏“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然而，邓的这些意见并未为江泽民、李鹏所接受，邓的改革开放不能变的政策失灵了，邓在北京说话失灵了。无奈之际，1991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发表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谈话，这个谈话仍然没有被江泽民、李鹏所领会并接受，只有乔石、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呼应，朱熔基在上海组织专门班子以"皇甫平"名义对邓小平谈话发表了"七评"，然而掀起的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邓的说话仍未获得江泽民、李鹏的积极回应，这令邓小平十分寒心。

1991年底至1992年初，邓小平决定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他先后到达湖北、江西、广东、福建，公开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示，对江泽民、李鹏发出了最后通牒。邓小平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撤换江泽民、李鹏，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人担纲。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软弱无力，思想保守，以反和平演变代替改革开放，态度暧昧；李鹏领导主持经济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治理整顿只会扼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邓小平曾考虑由乔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牵头，成立中共十四大筹备小组，对中央委员会人事作出重大变动。这是一个摒弃江泽民、李鹏以及当时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李瑞环或朱熔基替代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由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杨尚昆卸任国家主席；彻底解散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最发人深省的是，这个方案还包括重新启用因六四事件下台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让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徵求过意见，并要求杨尚昆在合适的时候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紫阳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为配合这一方案，1991年中，在邓小平支持下，杨尚昆、万里、乔石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让因六四事件下台的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重新出来工作，不久，胡启立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芮杏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准备让赵紫阳出来工作的先声。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乔石在四川等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并说，“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的文章了”。在这次南行中，陪伴著邓小平的是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反映最快、态度最鲜明、最积极的则来自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注释7]，他在《解放军报》公开喊出了“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

邓小平南行发出了准备在中共十四大更换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明确信号，引起了江泽民、李鹏的极度惊慌，更令执政两年半来一直树立不起权威的江泽民陷入沮丧之中。作为江泽民最亲近的助手，曾庆红非常明白眼前的处境，如果江泽民在十四大黯然下台，那也就意味著曾庆红此生政治命运的终结。与其被动下台，不如起而反击。除了曾庆红多次与江泽民一起拜访李鹏，让李鹏更加清醒地认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政治含义，更让李鹏感到与江泽民精诚合作，面对挑战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紧要关头，曾庆红让江泽民放下身段，主动与李鹏合作，很好地协调了江泽民与李鹏的关系，起到了稳住阵脚的作用。面对可能下台的危险，江泽民、李鹏一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将近二十个文件，这些文件全部是关于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大胆促进改革开放的。有明确要求，有具体措施。一时间，江泽民、李鹏对邓小平要求改革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此化解邓小平对他们的不满。

更重要的，则是曾庆红对邓小平施以离间计，主动将矛头对准与邓小平关系最亲密的人，向他发动出奇不意的攻击。这是迄今为止曾庆红施展的最大胆、最凶险、最富政治智慧的政治手腕。曾庆红清楚，在邓小平正在酝酿的让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人中，无论从资历、实权还是与邓小平的关系看，万里、乔石都不可能与杨尚昆相比。如果挑战万里或乔石，即使把他们打垮了，仍然不能保证江泽民不会下台，这不仅打不著邓的痛处，反而更激怒邓小平，从而加速江泽民的下台。只有离间杨尚昆与邓小平，才能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然而，杨尚昆是能被轻而易举地挑战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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