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著名作家鲁迅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任何人读到这段对话，都会出一身冷汗。

当时，《鲁迅与我七十年》一出，这段对话就成为议论的焦点。我曾好长时间回味这段话，想想毛泽东生前那么热爱、敬重、颂扬鲁迅，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一向热爱鲁迅。开始在冯雪峰的影响下读鲁迅，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没有媚骨……这都出自他的口。建国后毛泽东在书房的一张照片，靠在书架翻书，这书就是新出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读过多少书，可见对鲁迅的热爱。毛泽东曾有言，假若他要选择职业的话，要当一个杂文家，这是否因为鲁迅的影响？我们如果了解鲁迅，会发现毛泽东和鲁迅有很大的共同之处，这就是叛逆精神、斗争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们“心是相通的”，应当成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这样的话和这样的情节的。鲁迅死于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这不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国人担心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问题。鲁迅确实没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担心。于是这一假设成了国人的“情结”，定要设法证实它！《鲁迅与我七十年》，这一悬念终于得到了左证，于是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因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证实的话。

但证实这个对话的是黄宗英女士，后来我才读到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黄文摘录如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 “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我读到黄宗英的证实后，对这个对话就彻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没有理由不信。这话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意义。这就让我们明白，鲁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个政治团体就可以随便占有的。表面上赞扬，骨子里照样仇视。鲁迅因他的杂文，在当时就有杀身之祸。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从前的农民朱元璋了，洪秀全当了天王也不是从前的农民领袖洪秀全了，而一个思想家是永远不会背叛他自己的。谁在那个位子上，谁就会对着鲁迅这枝笔不舒服，由一个对鲁迅的赞美者变成仇视者，这并没有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