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很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在“镇反运动”中出现过大批冤案。不过，有些中共官员曾经提到“镇反运动”中冤案不少。前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2000年曾经说过：“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承认“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其中包括投向中共的傅作义将军等人的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1980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提到，有2万2千名投向中共的国民政府军人被开除军籍、判刑、劳改和管制。后来复查了8660人，撤销原判的有4985人 。

有的数字显示，中国被平反的原“起义投诚”人员共计15万人。在湖南，有1万7千1百45人被复查，结果有1万3千5百30人被撤销判决，恢复名誉，占总数的79%。被列入复查的有3011个被打成反革命的前中共地下武装人员。复查结果，2291人获得平反，错案竟达到99%以上！

*冤*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到武汉之间的平汉铁路上有一支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平汉铁路破坏队”，主要任务是破坏当时已经被日军控制的平汉铁路及其支线铁路。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参与了筹建这支队伍的策划工作，并且由中共提供了一些训练，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这支队伍。

在8年抗战中，这支抗日武装一共炸毁日军机车1690多部、铁路桥梁110多座、铁路钢轨160多公里，打死打伤日军1万3千多人。这支队伍人数最多时曾经达到2000多人，有200多人在抗战中阵亡。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人蒋中正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曾经嘉奖和接见过平汉铁路破坏队的队员。

然而，共产党在这支部队里并不公开活动，只有地下党支部秘密活动。这支队伍的官方名称叫做“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属于国民政府领导，由国民政府提供装备和给养，在内部建有国民党特别党部。在行动上，这支队伍同国军部队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都有合作。

糟糕的是，在这支队伍成立的第3年，也就是1940年，也许是国共磨擦的结果，中共地下党员都撤出了这个队伍。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在共产党的眼中，与其说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还不如说是一支国民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解散了这支队伍。队员们都以为他们队歌中所唱的“民主共和国”就要实现了，纷纷解甲归田，返回铁路工作。

不料，在中共“镇反运动”期间，多数原平汉铁路破坏队人员被当成反革命处决。原来的总队长和9个大队的大队长以上的军官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这个人被判刑8年。文革以后给他“平反”，名义是“起义将领”。

一些活着的队员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打仗，抗战以后队伍也解散了，何来“起义”呢？难道曾经接受国民政府的给养和领导，武装抗日也错了？

如果说中共镇压平汉铁路破坏队是因为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给养，属于“国军”的话，被称为中国“公安系统第一冤案”的“两陈案件”就是“共军”内部的冤案了。

*冤冤冤*

“两陈”指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陈泊是海南岛人，1926年参加中共，1937年到延安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被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不过，在延安期间，中共情报机构负责人康生曾经怀疑陈泊是英国间谍机构施行的“王佐断臂”式的反间计。

1949年10月，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

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1949年10月，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过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决定组织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但是，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误杀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另外，陈泊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消息传到北京，公安部上层认为问题重大。1950年春季，在陈泊到广州刚刚3个多月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担任北平公安局长的谭政文调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被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

1951年1月，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州宣布逮捕陈泊和陈坤，其罪名是“长期混进我党的大特务”、“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不过，这些只是“两陈案件”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这个案件还有两个更大的原因：一个是中共的派系斗争和安全情报系统的内部斗争；另一个是以罗瑞卿为首的中国公安部的极左思维方式和运动方式。

在中共安全情报系统内斗方面，从现有资料看，陈泊至少曾经和3位中共安全情报元老在工作上存在过严重矛盾。他们是担任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汪金祥和陈龙，以及担任过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

汪金祥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红军，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政治保卫工作。1954年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出身于东北抗联，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与蒋中正谈判时担任毛的贴身警卫随从，深获毛的信任。毛泽东曾经几次想把陈龙调到身边负责警卫工作。1950年10月，陈龙担任中国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两年以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龙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局长，是陈泊的直接上司。汪金祥担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1947年，陈泊在工作上与陈龙发生一次激烈争执。陈龙以上级的身份压陈泊服从，汪金祥则支持陈龙。陈泊不服，坚决反驳。

1950年，中国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总结发言中点名批评了陈泊。罗瑞卿还曾经当众申斥陈泊和陈坤，说他们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打击匪特和盗贼是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两陈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担任局长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接负责。

与陈泊个人矛盾很深的第3个人是谭政文，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大肆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1927年参加中共，随朱德上井冈山，属于毛泽东的嫡系。他从1931年开始从事中共的安全情报工作。与陈泊共事开始于延安时期。据说，陈泊当时曾经批评他在审讯工作中违反政策，两个人曾经多次争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