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失明的山东民权律师陈光诚逃出重重包围，登上好友汽车，几经险阻，终於走进北京美国大使馆，并公开致函温家宝，痛言过去十八个月，当局怎样花费至少六千万元，聘打手包围陈宅；他和老母、妻子怎样常遭毒打，打得骨折筋伤；监视陈宅的共干怎样贿赂公行，还自鸣得意。信末更问：「温总理，这许多事，假如你总之不理，百姓会怎样想？」

温家宝收到香港淘大花园管理委员会主席叶兴国的颂德书，会马上提毛笔回信；但读到陈光诚那样的陈情表，从来只会不理理之。三月中，中共人大会议闭幕，他会见记者，畅谈自己任总理的十年：「我限於能力，限於政制，工作颇有不足。而十年来谣诼不断，信而见疑，忠而见谤，我不免感到些痛苦，但会抱着『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继续奋斗。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说话真动听。

春秋大义，孔子讲得十分清楚，和温家宝所作所为不大相同。孔子指出，做官格於形势，不能济民，就应引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所以，「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我国历代仁人君子，遇上无道之时，都不会官居高位。

唐朝顺宗年间，郑珣瑜、韦执谊为相，有一天在政事堂吃饭，权臣王叔文到来，韦执谊马上起身恭迎，郑珣瑜一见，投碗停箸，歎息说：「可以归矣！」他命驾回家，从此罢相，不为富贵而仰王叔文鼻息（《唐国史补》卷中）。

明朝英宗年间，大儒薛瑄望重德高，奉召入内阁草写制诰，有机会就向英宗讲圣学君德，后来见权臣石亨擅作威福，慨然说：「君子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乎？」坚决辞官而去（《玉堂丛语》卷五）。这就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现在，温家宝却是「邦无道，富且贵焉」。他一定以为，凭着「限於政制」四个字，就可以既富且贵，兼享「爱民」美誉。陈光诚公布的事实，也许又会令他「忠而见谤，感到些痛苦」，但「人言不足恤」。

於是，我们看见温家宝辖下国务院外交部发言人怒斥美国：「美国官员以不正当手段，带陈光诚入使馆，干涉我国内政，必须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陈光诚在中共严厉警告之下，也不得不离开美国大使馆。他不离开，妻子就会被活活打死。

温家宝「限於政制」，只能「好官我自为之」，一任不限於政制的手下为所欲为。这就是他的春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