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前后，真是热闹得很。

先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表面化，弄出一个王立军事件，“唱红打黑”蒙上阴影，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恰在“两会”召开之时发表重庆“黑打”中“李俊案”的长篇报道，随后又有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实名举报与王立军相关的重庆贪腐问题，居然在北京“被失踪”。先前，学者童之伟关于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报告已经引起不少关注，现在，“重庆模式”的实质更为清晰了。

乌坎村民则在“两会”召开之际选举他们的村委会。这些村民在沉重的压力下，坚持依法、依法定程序推进他们的选举，展开了竞选，实行了秘密投票。与“重庆模式”对照，与“两会”对照，这些村民的确在做着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情。

同样有意思的是，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智囊机构合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敦促中国改变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份报告中“有关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核心信息苦得让人难以下咽”，于是，它遭到国资委严厉批评，甚至有反对者到这份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去闹场。

军界也不平静，据传因“军队国家化”而致使温家宝强调“党指挥枪”，更显得不寻常。

然后，“两会”结束之际，温家宝在记者会中再次触及政治改革问题。他尖锐指出“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谈到王立军事件时，坦言“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再次强调，“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锋芒所向，直指薄熙来，也直指“重庆模式”的实践。翌日，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

薄王二人免职，主要还是关乎权力政治，不一定意味着“重庆模式”真的被中共否定，然而，温家宝那样一讲，使得事情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人们记得，这位总理谈论政治改革已经有好几次了，越来越被视为老生常谈，唯独这一次，他不仅具体有所指，而且与“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话语份量的确很重。

但是，大煞风景的是，中共操纵全国人大的表决机器，不惜违反程序规定，强行表决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反对票和弃权票加在一起，不到百分之八（见图）。如学者萧瀚所言，一个“综合了密证、密捕、非法长期监禁、技术侦查，足以置任何人于死地”的恶法，宣告“一个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下子，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调门再高，也显得苍白无力，而那投下赞成票的数千“全国人大代表”，与乌坎村民相比，显得格外渺小。

于是，重庆事变与恶法放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前者似乎意味着对“文革”悲剧重演的势头稍有遏止，而后者分明意味着比“文革”之无法无天更为可怕的黑暗。

其实，民间对“文革”悲剧重演早有议论，温家宝的说法表明，中共官方对于这种现实的趋势发展，也已经感到了某种威胁。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以“文革”失败为直接起因，就是要避免“文革”悲剧重演。到现在“文革”阴霾依然浓重，足以证实中共对改革开放其实是三心二意。中共当时拉开了架势，作它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梳理中共执政后的变化，若真能实事求是，本来是它的一个极好的走出毛泽东阴影的机会。然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的对手已经失势的情况不同，以邓小平为代表，中共坚持维护毛泽东、维护党专政，尽管第二个“历史决议”声称否定“文革”，但毛泽东与“文革”无法切割，“文革”阴霾也就难以散去。

就实质而言，“文革”基本精神在于坚持毛泽东创造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猴气十足，他讨厌官僚化的趋向，但他痴迷于他的“社会主义”所迷惑，将“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潮流视为“修正主义”，以为官僚就是“走资派”。久为中共党政官僚所苦的民众跟着毛泽东“唱红打资”，打来打去，难以阻挡党政官僚机器在血泊中再次崛起，而市场经济在红色浪潮中更趋萎缩，民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其实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现实，在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之际，在新社会“胎儿”毫无踪影的情况下，试图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出来，只能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学说，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温空想社会主义的旧梦而已。毛泽东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硬着头皮承认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刻没有放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缓过劲来，“国进民退”之势即悄然兴起。玩这种花样，让市场化改革悄悄变味，瞒不过明眼人，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明证。

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权力与市场、于资本结合，就出现比自由资本主义下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严重更普遍的贪腐。这样一来，那些象毛泽东一样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现实的“左派”们，也象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激动起来，为再次发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义愤填膺。他们激情澎湃，要为“文革”平反，要发动新的“文革”。

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中，“重庆模式”是更为极端、更具特色的一个支流。它以“打黑”震慑社会，实行对官场、对民营企业和对农村的改造，象是要重演当年的“五反”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而“唱红”则明显效仿“文革”。这样来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大有将1950年代的“改造”与1960年代的“文革”，毕其成功于一役之势，气魄直追毛泽东。薄熙来的实验场仅局限于西南一隅，易于显示“地方自主性”，而“打黑”对于治安有影响，自然颇有好评。即使他垮台，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仍有相当的吸引力，也许只有再经历一次“文革”惨败才会有真正的转机。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