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年二月十日，浙江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被判刑七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证居然是一首并未公开发表的、只有短短的十二行的小诗。二零一一年春，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之后，朱虞夫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给几十个朋友。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朱虞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首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仅有一百一十个字的小诗，换来了七年的刑期。中国的故事比魔幻小说《哈利波特》还要离奇。中共文字狱之酷烈，就连雍正、乾隆等专制帝王亦望尘莫及。

此前，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组织联署《零八宪章》被判处十一年重刑。有人统计，《零八宪章》一共四千零二十四个字，除以十一，等于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说，一个字换来一天的刑期！这是中共决策者刻意的安排吗？

朱虞夫更惨，一个字折合二十三天的刑期，每个字换来的刑期是刘晓波的二十二倍！

一首小诗就可以将老大帝国倾覆，这首小诗难道比核弹还要厉害吗？而这个帝国难道比四川地震中轰然倒塌的豆腐渣工程还不如吗？

不是文字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共产党自己心虚。“诗歌覆国”不是胡锦涛的首创，“小说反党”是毛泽东的发明。

一九六二年，中宣部计划出版颂扬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小说，该小说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的首肯。殊不知，此举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毛正好利用此事清算非嫡系的西北老干部群体。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条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又发挥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等人进行审查。

由此，习仲勋被打倒，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被牵涉入此案的有六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六千多人。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习仲勋是高级官员中的第一个祭品。

《刘志丹》案，也直接导致少年时代的习近平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然而，即将成为新一代中共党魁的习近平，为何漠然地坐视朱虞夫案的发生呢？

从小说反党到诗歌覆国，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依然在原地打转，离言论自由的文明主流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