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阵子，王又进来了，说：这样啊，你得写一个保证书，主要是对你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保证，我说你写。王开始说了一遍，我跟他讨论内容，我想把保证书写的好玩儿一点儿。王讲：“你别跟我讲条件。1，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可以，我现在也没违法。”“2，不见敏感人物。”“谁是敏感人啊？”“这个没有标准。你没有选择，写吧。”过后王告诉我，可以打电话问他们——这是后来的事。“3，不到敏感场地去。”我问：“什么是敏感场地啊？天安门是吗？”王答：“那得看什么时候。4，不出现在敏感场合。”这个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又讨论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连什么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5，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有点儿板上钉钉子，不过，现在都是和记者聊天，记者发不发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就行了。何况，我干的事有新闻价值吗？我自己没觉得有。”“6，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能说话了？”王说：“家里不算、吃饭不算、朋友聚会不算。”我问：“什么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讲？”答：“你自己明白。”“我没那么明白，而且，这个文字也不对啊，我是很注重人权的，到什么地方都会说的，我得加上点儿修改。”争了一会儿，让我在这句话后加了，变成了：“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人权不算）。”以上是国内的，还得写一条海外的：在国外，不做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这个我同意，我多年来做的事不仅无损于国家形象，还对形象有帮助。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的话，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这句话有点儿硬，为了玩儿，我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在国外，不做严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过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个保证，内容是：我保证不参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高姓国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也不行。”我说：“是非暴力改变。”“不行，你只能按照我们说的写。”签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结束之后给我一个《保证书》的副本，他们答应了，当时他们都在场，高姓国安说：回头给你一个复印件。早上离开之前，我问复印件哪？他们都说：谁答应给你复印件了？

这时候我猜差不多夜里三四点钟了。王出去了，看样子是请示去了。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这里，拿来一个打印好的东西，上面还有红颜色的信封抬头，我记得是：北京国家安全局。我还在纳闷：国家安全局就行了，怎么成北京国家安全局了？上面写着保密告知书，挺长，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还有什么什么条款，对我的审讯是国家机密。我直想笑，心里说：还行，变成国家机密了？头一回接触国家机密，心情有点儿不太平静。王说：从我们相遇到我们分手和这件事本身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讲，也不能跟家人讲，否则，就是泄漏国家机密，有严厉的惩罚。他老在那儿说，我想好好读一遍，没法集中精力，我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最后明文规定，如违反，拘留十五天，罚多少多少钱。闹半天，才十五天啊？这个我应该能承受的起，钱多少我现在忘了，好像几万块，像是一个小绑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没填，我说：你们填上，我可以签。反正不就是告知吗，我知道了。他们填上了“全美学自联”、“给天安门母亲捐款”、“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我签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着这个东西又出去，不久回来了。“我们领导说了，为了照顾你，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国。本来你可以按原计划的行程，现在不行了。”接着讲领导如何关心我，一大堆话。我问：为什么不能见丁老师？答：有的人能见，有的人不能见，你属于不能见的。问：干嘛我不能见？答：你自己知道。问：我有什么选择吗？答：你没有选择。我想这回完了，一下提前两天被强迫返回美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去看丁老师放在最后一天，本来还想去拜访我母亲的一些挚友，那些叔叔、阿姨们，没戏了。我说：你们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还提出强烈抗议！

六

都睡会儿觉吧。”高姓国安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打呼噜。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到外屋抽烟。暴力男坐在最外边的小沙发上一边打盹一边看着我。我先拿着买的花看了一阵，心里想，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暴力男动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问：“小伙子，你动手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手不疼吗？”“执行任务。”“你们都这样对待被你们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也是国家机密？”“你可以这样理解。”说完这个，暴力男开始给我讲他的理想，说了半天无非是：国家主义，美国阴谋论那一套。他说完，我说了一会儿：人权无国界，普世价值，中国并不特殊，连缅甸都在改变。后来，发现差别太大，没法聊，就说：你们各方面都应该多看看，别老局限在一种宣传。

我睡不着又没得事干，想开电视，根本没有电，也没本书。我就走到窗前，发现窗下是暖器，扒开窗帘向外看，外边很黑，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对面还有一个单位，挂着几个牌子，写的什么看不见。窗外有固定的铁条栏杆，可能是防止越狱的。暴力男这时醒来，把窗帘关上。我关上窗帘，在暖气上烤手。头和腿一直还在痛。心里想：才五十多，怎么这么不经打。转念一想也不对，我也从来没有被人打的这么惨。我要是上来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来的时候真傻，怎么连相机和录音笔都没有删除？他们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们会不会有麻烦？等等。

天渐渐亮了，马路上的车开始由稀到多。再过了一会儿女记录员来了，聊了两句，说是姓普，我还问了几句她对乌坎的看法，她说知道，但没回答。问什么是最有效防止腐败的方式，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说了几句美国是如何防止腐败的：第一靠自由的媒体；第二靠独立的司法；选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国安起来了，说：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杰来了，说准备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钱数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把我的相机和录音笔里的东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议。我要自己拿着东西，他们说到了机场才能给我。下了楼，还是那辆车。我要给弟弟打个电话，王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里我说：现在回家拿东西，之后去机场，回美国。很快就到了家，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弟弟帮我收拾行李，问我：“吃饭了吗？”“没吃，咱们一块儿吃的那碗牛肉面还真管用，一直顶到现在。”“那你快吃点儿吧。”弟弟给我一块牛舌饼。弟弟跟国安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干嘛不让人吃饭！”国安说他们也没吃。轮流换班出去，没吃东西，谁信啊？临走前，我跟弟弟说：“没事。瞧见没有？省了个出租车的钱，有人专门送。”

拿上行李开始去机场。上三环前，他们要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是 Chromebook，没有硬盘，只有一个很小的存储，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他们把车停下，从后面取出我的笔记本。弄了一会儿说是没玩过，我也没反抗。车一路最右道超车，常常开警笛。上了机场路，没什么车。我问：这是上机场吗？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么远了，旁边挺宽敞的。过了会儿，王指着远处的牌子：不是上机场上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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