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今年已经82岁了，在此情况下，下笔写这篇短文之前，先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讲，祝老先生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曾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李泽厚先生在我的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1988年秋我刚进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于无意中在宿舍楼下垃圾筐中看到一本被雨水浸泡得皱皱巴巴的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将之捡起并做了阅读，结果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合我胃口的书，李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观点，他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鲁迅等人的思想分析都让我受益非浅。随后我又先后阅读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及《美的历程》，对于他的“心理积淀”说、“美即和谐”说、“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理论颇有涉猎。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西体中用”理论，李虽然不是“全盘西化”派，但他的“西体中用论”对中国近代以张之洞为代表“中体西用论”者是一次成功的思想颠覆。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思想追求使得我不自觉的发展成为李的“fans”。

记得有一次在政教系和大学团委举办的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周日文化辩论会上，我以自己的理论雄辩极为成功地压倒包括几个青年老师在内的公开辩论，使得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辩论会结束后对我说：“你应该考李泽厚或者刘再复的研究生。”六四屠杀后，我得以侥幸从京城回母校读书，我一头扎进哲学王国中，当西方哲学史从米利都学派研读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时，我发现康之三大“批判”著作极为晦涩难读，简直读不下去，无奈又开始寻找有关康德哲学的二手读物，结果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帮了我很多忙，使我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有了自己的认知，而且使我对头顶之“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也有了同样的敬畏。与此同时，康德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由”理论也成为我后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的哲学基础。从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理论训练角度讲，我是应该向李泽厚先生表示应有的谢意和敬意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看望老人家当面表达。

但是，对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反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却使我开始渐渐疏离对李的迷恋，尤其是刘晓波的出现使李泽厚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开始彻底坍塌。

对于刘晓波，坦率地讲，大学一年级时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只是在学潮中才具体了解刘晓波的“文坛黑马”身份。在大二开始哲学研读时，我也想办法找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以及《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虽然我非常反感“300年殖民地”理论，但我对他在《选择的批判》一书中所表述的对理性、对集体主义、对“美即和谐”理论、对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否定和批判，对感性、对个性、对悲剧审美、对自由选择、对“美即冲突”、对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精神的渴望和赞美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共鸣，把刘晓波读完再回头来看李泽厚，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我所购买的有关李泽厚的书籍只好被摆到书架上最为偏僻的角落。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合作推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未读到原著，只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但当时揣摩他们也许想回国，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政治表态，虽然很有些不以为然，但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是，当时间进展到2011年的时候，李泽厚——这位曾经成为一代青年启蒙导师的精神领袖竟然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再次发出了“告别辛亥革命”的怪论，认为他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的低估，而且会对正在发生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产生错误的舆论引导。因此，李泽厚，纵然曾经俨然“泰山北斗”，也必须接受我的批评。

中华民族自夏王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开始，就开创了一套“目中无人”的社会官理制度，无论是夏商周还是自秦代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都从来没有人民的主体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把自己看作天子下凡，代表天帝管理人间，“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以孔夫子、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知识混蛋更是投其所好，书写大量以“君君臣臣”、“三纲五常”（核心是“君为臣纲”）为核心思想的普及读物，对“天地君亲师”的烧香、敬拜、下跪磕头成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儒表法里”的狼狈为奸极大地奴化和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思维，它不仅使皇族世袭“家天下”局面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使得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习惯性地异化为“改朝换代”，“治乱盛哀”的“周期性”定律像无法去除的大魔咒一样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不断轮回，以至于在英美革命百余年后，炎黄儿女还依然生活在“我大清”“皇阿玛”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帝王的国家，政府依然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衙门，庶民，只需要耕读传家、交纳“皇粮国库”就行了，至于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是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来的，“皇阿玛”们依然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统治者才发现列强已经将自己的经济扩张乃至于领土扩张推进到帝国门前——经过若干次“十全武功”与“坚船利炮”的战争较量，皇阿玛们所能做的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而且每次因战争失败所产生的损失和负担都毫无例外的转移到广大人民身上，国贼那拉氏甚至堆满微笑讨好列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此悲摧不已的时代大背景下，才有了孙中山等人发起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革命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与早期改良者一样，曾上书李鸿章希求通过改革建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敞其流”的理想社会，但遭到李大人的冷遇。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康梁维新遭到腰斩，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屠杀于血泊之中时，孙中山等人才毅然放弃“改良”幻想，奋然执起“革命大旗”——辛亥革命终于渐次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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