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余篇新启蒙围观中共

盘点大陆媒体2011年的民主化新动向，不能不首推《南方都市报》的“执政党公司化新启蒙”——其每日的专刊《天天财富》，自2011年3月1日起，不定期推出《公司社会》专栏，九个多月里，发表了发九十余篇影射中共的“中国历代政治公司研究”（每篇三千至五千字），以“剖析历史上的种种组织关系，来借喻今天的公司社会”为掩护，进行将中共还原为“公司”的新启蒙：依据“历史上所有的组织其实都和今天的公司组织关系类似”新史观，用现代公司管理学来剖析秦以来的历代王朝公司的独裁专制死穴，其借古讽今的“历史的张力”，无情地剥去了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和“党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虚幻光环，让中共在“以党天下续家天下”的原型下走下神坛，进而隐喻正在激烈进行的“十八大”权争。

以最新两文为例，2011年12月16日的《大唐公司强人政治骤然终结后的权力裂变：中宗李显分权制衡矫枉过正：从失重到再失重》，通过许多“对比旧闻”让人联想：唐代神龙元年（705年）正月的“神龙政变”，与中共1976年的“十月春雷”何其相似乃尔；12月20日的《大唐公司女人帮谋变：身边人控制下李显出局》，则让人对“王妃”彭丽媛近日晋升中国文联副主席且频频亮相于央视“公益广告”产生疑惑：中共公司是否会又出一个梦追吕后武则天慈禧的江青？难道以武周公司CEO（首席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一批高管（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五大臣）发动宫廷政变，一举终结了武则天的“强人政治”的古戏，在有了以中共公司CEO（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为首的一批高管（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四大臣）也以“隔离审查”之宫廷政变，突然“粉碎四人帮”，结束毛泽东的文革专制的续集后，还要有续集？这两文发表时，正是凤凰台、凤凰网等“喉舌”纷纷以专辑特别回忆“我的1976”时，更让人担忧，与大唐公司本质无二的中共公司，因无公平公正民主的公司管理制度，是否再次出现“后强人政治”骤然终结后必然权力裂变的历史定律？毛泽东时代的“身边人控制”和“女皇模仿秀”，是否再次上演？以江青、叶群为代表的中共“女人帮”对韦后、安乐公主的模仿是否“自有后来人”？

以“国民党公司”影射中共

尽管九十余篇“中国历代政治公司研究”，没有一篇直叙中共公司，也没有一篇对中共点名道姓，弦外之音却“路人皆知”，篇篇都在给中共讲述“汉皇重色思天下”，让人深感句句指桑骂槐——所谓主席、总书记，也就是过去的皇上，现代公司的董事长，而总理，也就是过去的宰相、首辅，今日公司的CEO；而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实为一个与历代王朝公司一模一样的王朝公司，其产品，号称“为人民服务”，实质却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专制腐败，不外乎“当官发财”衍生的“贪官污吏”与“冤假错案”系列。

为了让傻子也明白，不仅历代王朝体制就是一个公司，中共也即公司，南都报用了两组点睛之文。一是5月31日、6月9日的《蒋介石起家：培训经理如何掌控董事会》，以将蒋介石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校长喻为“公司培训经理”，由排位第41而打破2号胡汉民、3号汪精卫的接班秩序，最终夺取国民党“董事长”（总裁），说明国民党就是一个为一姓一党牟特权私利的公司——这就让读者顿悟，既然国民党是一个专制公司，与之同根于苏俄扶植并与国民党两度合作的中共，当然也是一个一姓一党的公司。

然后，又在七一前夕（2011年6月24日），以《公司组织中的“公私”博弈之局》特意强调，最早将王朝自视为公司的，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其曾毫不掩饰地向父亲炫耀称：“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其父曾责怪年轻时的刘邦不如二哥那样善于经营产业，刘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称帝后就明示父亲：帝王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皇帝才是天下最富的企业家。明代“儒家民主”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有感于此，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正式结论：历代皇帝，其实都是以天下为自己产业的商人。这一说，让中共自诩立党建国的神圣性涣然冰释。

以“宋代组织恶性膨胀”讽胡

若论“短兵相接”，可看针对中共九十周年纪念庆典的一组文章——就在胡锦涛为中共九十周年而发表“七一重要自我表扬”，为中共党员已有八千万之庞大而沾沾自喜时，南都报于7月1日、7月8日、7月15日、7月19日、7月29日、8月2日，连续六次发表了《巨无霸公司之死》系列谈：《前秦篇：大举并购、整合乏力埋下祸根》、《淝水之殇：巨无霸公司前秦如何毁于一旦》、《宋代组织膨胀之惑》、《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背后的制度设计埋下病因》、《宋组织发福综合症沉疴难起》等。

这一组合拳皆至少让胡锦涛当头一盆冷水：八千万党员的巨无霸公司并非意味强大与安全，它只是历史上公司的“组织发福综合症”，正在面临“沉疴难起”！

十月中旬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针对中共十八大高层人事进入最后布局，一个“王朝公司接班风波系列谈”猛敲警钟——以《西晋公司之败》警告中共公司当心内哄：9月29日、30日、10月11日、14日：先后有《接班人危机导致高层内斗、引狼入室》、《接班人抉择掩耳盗铃：西晋惠帝继位成傀儡高层内斗一触即发》、《接班人危机导致高层内斗、老板全局失控，外戚、宗室轮番斗法》、《西晋公司内乱升级》、《接班人危机导致高层“窝里斗”》、《西晋极致版：“八王之乱”同室操戈》、《饮鸩止渴内忧终成外患西晋公司自杀式崩盘》。

11月4日、10日、11日、15日、18日、22日、24日，又连续推出七篇文章，系列分析清代接班人之困局——在总题目《从汗位推选到秘密建储：大清公司接班人模式之困》之下，分别论述了《后金公司八旗暗战努尔哈赤妥协汗位推选制创立终结“强人政治”皇太极上位》、《汗位推选制变异：顺治、康熙两度“幼董+强代”》、《康熙两立两废太子：嫡长子继承制的大清公司最后实践》、《九子夺嫡康熙公司接班人暗战的组织代价》、《清公司接班人危机处理中转站：雍正上位惑与祸》、《接班人之殇代偿期：雍正危机处理“收官”与“补漏”》、《求稳与求贤均告失效秘密建储制匆匆谢幕》。

这一番紧锣密鼓的以史鉴今，让人一目了然——既然中共只是一个与传统王朝公司无异的政治公司，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按照现代公司法则来运行：中共公司，必须让党代会真正成为股东大会，董事长（总书记）必须由董事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几个大佬为了保自身子孙平安做交易地指定。既然中共只是一个公司，就应当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党主立宪”管理制度，放手让职业经理人（总理）当名符其实的CEO！既然中共只是一个公司，就没有任何权力禁止其它公司产生，并与其平等竞争！

一言以蔽之，让中共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公司，垄断经营是违法，不遵守现代公司法将“自杀式崩盘”，这就是《南方都市报》力推的“执政党公司化新启蒙”。

新启蒙主力来自民间

2011年12月18日，南都报发表《我们真的还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吗》，可以视为对一年来的新启蒙实践试作侧记——让人想到，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中国已出现“执政党公司化新启蒙”，这既有专业学者许纪霖的理论探索——其专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2011年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2011年10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问世，更有南都报组织的“执政党公司化新启蒙”新学者的新实践，一支来自记者、律师、出版人、影视编导的生气勃勃的民间历史学者新锐（吕卓、江上苇、赵王、范军、王者觉仁、张圣刚、王正伦、陶短房、苏桂铭、民国文林），成为新启蒙的主力军，正意气风发地借助南都报《公司社会》新平台，让“当代中国思想启蒙向何处去”之问，进入将中共还原为王朝公司的新阶段！

2011年12月20日于深圳早叫庐

（《争鸣》201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