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将迎来中南海政治精英的换届。海内外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日嚣尘上的各种悖论，似乎预示着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之年。从经济上看，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金融、贸易、消费领域举足轻重的强国地位的确立，而另一方面是中国房市泡沫和“唱衰中国论”的兴起。就政治上而言，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人物公开游说和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如重庆和广东）互相匹敌的新景观，而另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包括党内民主举步维艰的旧氛围。在社会领域，一方面是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加速城市化中丧失土地的农民阶级维权意识的增长以及媒体商业化后的信息多元化，而另一方面是中共对公民社会、新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严格控制。

面临挑战和机遇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南海的新主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改变中国的政治运作方式，应对快速变化中的中国社会？

领导层代际更替：希望和忧虑的悖论

正如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其它事情那祥，举世瞩目的十八大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既给人“希望”又让人“忧虑”。

“希望”是因为，下一代，即“第五代" 领导人，较之上一代领导人，职业专长和政治背景更为多元化；由于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工作经历，在政策选择上会更具全球视野。他們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行政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治理的尝试做出影响更加深远的贡献。

“希望”还在于，如果2012年的权力交接能够取得与2002年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交接权力那次一样的成功，并在未来几年中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对中国领导层和整个国家都将是一大鼓舞；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再次实现和平、有序、系统的权力交接，也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刮目相看。

“忧虑”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思想多元化和各类利益集团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不仅使领导层达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会引发人们对这些政治精英人物能否凝聚民心的严重担忧；新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发展到一种不可调和的地步；政策分歧则可能使決策过程变得更加冗长和复杂，甚至陷入僵局；在一个缺乏众望所归的强势领袖的年代，民众似乎不能忍耐、也不会允许领导人有诸多犯错的机会。

“忧虑”更在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春十二届人大的换届，有可能是近30年来北京最高层权力交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即政治局常委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军委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中，每个机构都约有70%的成员将实现新老交替，其主要原因是年龄。2013年后，负责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经济与金融管理、外交政策、公共安全和军事运作的首要人物几乎全部都将是新面孔。在新的人事上，尤其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委员的任命上，会出现激烈角逐，派别间的內斗可能失控，从而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而竞争九常委－－中共最高层决策机构的席位－－则可谓是现今中国政治的焦点、难点和突破点。

焦点：九常委的产生机制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共党章》从来没有规定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只能有九个席位。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只有五个席位，1992年和1997年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则各有七个席位。只是在最近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产生了九个常委。十八大时最有可能的两种结果，一是维持近两届党代会的九常委人数，这不仅是出于对中共政治惯例和常委分管领域延续性的考虑，也由于数字“九”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吉利“天数”，再则，其发音与目前中共领导人政治理念中最重要的长治久安的“久”字相同。另一可能的结果是，由于“僧多粥少”，不得不“加水熬稀粥”，扩大常委人数为十一人。目前，即使是中共决策层，大概也不能肯定十八大常委的人数。本文出于分析上的简便和一致，则以九常委为前提。

尽管海内外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对中共现状和特点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九常委系目前中共“呼风换雨”的最高权力所在。当今中国政治不容否认的特点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铁腕人物所主宰，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九常委为权力中心的集体领导。党的总书记，无论是第三代的江泽民，第四代的胡锦涛，还是即将继位的第五代的习近平，已不再有强人时代一言九鼎的权力和威望。第一把手的权力当然要大于常委会的同僚，但也无时不刻受到其他常委的制约。有趣的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也用九常委这一新的政治词汇来形容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难理解，竞争九常委席位是2012年中国政治角逐的重中之重。而了解、分析新一届九常委的组成结构、个体特征、 政治生涯、派系渊源、职能分工、施政理念、政策偏好，将是预测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途径。

中共九常委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候选人的标准是什么？用中共官方的语言来讲，党代会通过差额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再从其委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而实际上，决定这些人选的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而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是在位的九常委（有可能加上已退休的历届常委）在2012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关起门来”决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乃至中央候补委员的人选，并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中来决定最终人选。

当然，这既不意味着中共精英晋升模式绝对出不了能人，也不表明高层领导人选拔全无选举机制或完全无章可循。候选人以往的工作资历，尤其是在某些职能部门的经验，常常会是任命的重要因数。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有六任总理（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中，除首任总理周恩来以外，都在就任总理前曾担任过副总理。又如，近二十年来中共纪委书记（乔石、罗干、周永康）在此之前都担任过纪委副书记。

自从1987年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当局采取了一种多名候选人的选举方法（差额选举）来选举中央委员会。例如，在2007年党代会上，代表们从221名候选人中（多了8.3%）投票选出了204位正式委员。至于候补委员，代表们从183名候选人中（多了9.6%）投票选出了167名候补委员。差额选举还没有用于决定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然而，在过去三十年间，有个别“内定”的政治局委员由于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被淘汰而与最高权力机构失之交臂。

以上这些给海内外研究中共高层精英换代的人士提供了观察途径和分析信息，但决定九常委人选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共派系的角逐与权力的制衡。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