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让步”需要澄清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反复强调过了，那就是深受毛共党文化熏陶的同志坚决否认统治者会对人民让步，尤以海外所谓“民主精英”为然。这些同志至今还在将伟大领袖的哼哼教导奉为圭臬，认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他们极度狭隘且无比僵硬的头壳中，“统治者会向人民让步”之说，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当年在罗马教皇心目中一般，荒诞到不可思议，绝无可能发生。就是为此，方励之教授才会在1986年向全国青年学生发出“民主不能等待恩赐，必须靠斗争去赢得”的煽情号召。

那位朋友倒没有这种误识，但我仍觉得有必要指出：统治者不但会被动地将人民的权利归还给人民，而且也会主动“恩赐”，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而论，慈禧太后做出了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不曾做过的事——毅然决定试行宪政，将若干重大的政治经济权利恩赐给人民，包括预备立宪、开设资政院、实行地方选举，开办谘议局，试行地方自治，允许民间自由办报，鼓励自由兴办工商企业，等等。这些好事，在当今中国再过二十年恐怕也没指望。这些改革并不是人民斗争出来的，而是朝廷为了解决外患主动作出的 “自强”决策。

又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突破了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将私人创业的最基本经济权利还给了人民，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从毛时代的奴隶社会飞跃发展为如今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这儿的“封建”是西方的feudalism，指的是如今的等级社会和世袭制度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并不是指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更不是国共两党以马列社会发展史去穿凿中国传统社会发明出来的狗屁不通的“封建主义”）。这也完全是统治者主动恩赐的结果。当年我就曾在《罕见奇谈》追着民运好汉们，请他们说说那算不算社会进步，如果算，那到底又是什么人民斗争赢来的伟大胜利。他们却从来不敢回答。

再如蒋经国的解严解禁，从此打开了台湾民主改革的闸门，那也完全是蒋经国的个人恩赐，与民进党的斗争什么相干都没有。当时小蒋深得民望，台湾人民极度海皮，并无改变现行制度的要求。他死后出殡，满街的披麻戴孝的孝子排香案夹道跪送“大家长”（记得这是《中央日报》社论标题中使用的称呼）驾鹤西归，一个个哭到晕死。后来组成民进党的那伙人在解严解禁前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其“斗争”也就只能如今日的海外民运一般，在国外“提虚劲”（川话），在本土一点影响都没有。若经国先生竟会被这种“越洋洲际细微噪音”吓得乖乖屈服，那除非他的脑袋出了严重问题。

外国又何尝不如此？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都是最高统治者的主动恩赐，都不是奴隶斗争的结果。诚然，美国废奴曾经引发了南北战争，可惜那是白人跟白人斗（也就是统治集团内讧），与黑人什么相干都没有。南北战争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父子曾在1859年发动起义，成功地攻占了佛吉尼亚州的Harpers Ferry Armory，获得了大量军火。得手后，他们立即号召邻近地区的黑奴赶快来加入他们的斗争，结果根本就没谁响应，致使暴乱被李将军轻易荡平。自始至终，黑奴就不曾为废除奴隶制出过一达因力。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倒是起来了，但不是如马丁?路德?金一般只在群众集会上演说，便是如黑豹党搞恐怖活动，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国会战场上由白人进行的。没有自约翰逊总统以下众多民主党人的大力推动，彻底废除种族歧视、确保黑人同等人权的《民权法案》就不可能通过，那么，后来美国也就不会有黑总统与黑国务卿。

国内如此，国际之间又何尝不如此？整个第三世界的独立，都是老牌殖民帝国恩赐的结果。要说斗争，那也是老美与英法的斗争，殖民地人民无尺寸之功，反倒在独立后把自己的祖国搞得一塌糊涂，害得发达国家不是派联合国部队维和，就是紧急募捐救济难民。类似地，离开戈尔巴乔夫的主动恩赐，苏东帝国也就绝无可能崩溃。

（三）我的“哥白尼革命”

所谓“哥白尼革命”是广义的，指的是一种相反的声称颠覆了普遍的共识。在我的模糊记忆中，康德似乎是使用这个术语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的认识论视为哲学里的“哥白尼革命”，而它也确实颠倒了一般的共识，提供了一种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全新视角，打开了人们头脑，我在电子书《马克思主义批判》（下载点：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mEzZjVkMDYtZmE4OC00M2M2LTk1NTQtNWU4M2IzNGExY2Uz&hl=en_US）中作过介绍，此处不赘。

我的“哥白尼革命”式命题是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给出的，原文是：

“在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不可能通过人民斗争建立，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来实现，而统治者的让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陆人熟悉的传统斗争方式去赢得。”

这次在《新史记》的采访中则如是说：

“社会进步必须靠统治者的让步才能实现，中国式斗争只能造成社会倒退，一部近现代史就是证明。”

为便于读者理解，消除误会，将它们的涵义拆解于下：

1） 社会进步以人民获得失去的权利的社会制度改革为标志。

2） 这种进步发生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的让步。换言之，统治者不让步，则社会进步就不会发生。

3） 中国式斗争（亦即毫无妥协观念的“零和博弈”，倒不一定是那位朋友理解的暴力革命）非但不会赢得社会进步，反而会造成社会倒退。

为方便记忆，此说可名之为“权利恩赐论”。很明显，它与大众普遍接受的共识“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人民斗争赢得”相反，后者是将“人民斗争”当成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必要条件。必须指出，虽然毛共是最死硬的“斗争哲学”信奉者，并把它变成了全民宗教，政治上各派齐齐信奉毛泽东的“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但即使是在国际上，这共识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各派共享，并不是毛共的专利。我看过几本鬼子写的关于六四的专著，作者们都提到方励之教授那闯下大祸的号召，都认为那本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中国百姓却竟然不知道，以致需要方教授去宣讲，为此深感懊丧（由此可见鬼子对中国何等隔膜，他们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最精通的就是方教授从毛那儿趸来的“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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