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在疯狂旋转。它旋转的方向，经常出人意料：谁能想到，毛时代饿死数千万人的共产党中国，今天竟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债主和“老大哥”，经济危机漩涡里的西方，眼巴巴等着它买国债来拯救？不久前，阿拉伯国家还被明里暗里被摆在“文化冲突”的对立面，而一夜之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纷纷变色。地中海另一侧，那些中世纪式的大权在握者，突然不知去向。全球的政治、经济地图，撤换得快如戏剧布景。亲历变化者的中国、阿拉伯人，深夜醒来，当然扪心惊叹：我究竟身在何处？就是站在一旁，目睹这历史漩涡的欧洲人，可能也难免自问：世界怎么了？这急速发生的一切，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换个问法，世界面目全非了，欧洲怎么办？今天，“欧洲文化”如何给自己重新定位？什么是它的意义和价值？

两个堪称反面的经验，使我感到这提问的紧迫性。其一，二零零九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被邀请作为主宾国。本来，这是个好机会，通过书展的丰富角度和层次，世界能全方位、深入观察那个古老国度，看看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下，究竟在发生什么？是什么突破了冷战时代的逻辑，让一个专制国家，却取得了经济成功？哪里的权力不贪婪和腐败，但为什么见不到处处“奇迹”？貌似自相矛盾的现实，其实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容。这正是书展策划者从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据此设计活动项目的。但可惜，书展“与虎谋皮”在前（想拉党官和政治异见者同坐恳谈），“与狼共舞”在后（随着党改变的脸色，又撤销对政治异见者的邀请），结果不难设想，整个书展成了意识形态口号横飞的广场。“中国”像个旧货店，让回收的冷战话语永不过期。但它今天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它能激发世界对自身的什么思考？反而被忘了。我们以为在发射炮火，其实只是爆竹，响亮而毫无杀伤力。因为那个活的中国，在对“中国”的吵闹中，被漏掉了。

第二个经验，来自二零一零年慕尼黑国际文学节。我参加的讨论，有个夺目的主题：“当代杰作”。这话题，直接设定到了今天世界的要害：多元传统参照下，什么是判断当代杰作的价值标准？讨论以设计精美的三重结构进行：德国层次，欧洲层次，世界层次。我期待着，欧洲的思想精英，能对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我又一次失望了。从发言看，即使学识丰富如埃科（Umberto Eco）者，也其实没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欧洲知识分子谈论其他文化时常见的“简单化”，在我们讨论中比比皆是。中国＝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和宗教冲突（没人猜测到阿拉伯今天的巨变）。而且，这简单化也投影到对欧洲自身的思考上。谈论欧洲的“杰作”，竟然经常和市场成功混为一谈！这真成问题了。古往今来，什么时候思想和艺术杰作能立刻畅销过？以畅销与否判断“杰作”，是否卡夫卡、乔伊斯都该归入“劣作”一类？我的发言，把判断当代杰作的标准，锁定在思想和艺术的“深度”上。无论多少文化系统参与评价，一件杰作，必须呈现出全方位的不可替代性。我的论据是中国古诗。都说那个辉煌的传统是因为“古老”，错！它是因为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刻”。我举出两千三百年前的楚国诗人屈原、和一千两百年前的唐朝大诗人杜甫为例，说明同一种流亡体验，如何跨时空地叠加到我自己身上，激发出作品的形式创造，构成诗作美学空间里沉甸甸的思想重量。“深度”，让我们在一个遍布他者的世界上，自觉成为“主动的他者”，既和其他文化、更和表面看“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最终，整合所有思想资源，去应对当代人类的困境。

作为住在欧洲、却以中文写作的诗人，我的每次呼吸，都在这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间进行。我对中文语言的反思，对中文诗从观念到技巧的探索，中国现实和我诗歌创作间“恶梦的灵感”式的关联，以及它在整个中文传统现代转型中的意义，给了我审视欧洲的基础。就是说，没有一条从外部通向其他文化的路。我们只能穿过自己内部，以自身的“深度”抵达别人的“深度”。同样，这也应构成欧洲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从以上负面经验看，欧洲文化目前还没准备好，把它最强项的思维慎密和思想深刻，用来应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还没认真尝试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套路，打开新的视野，建立更大的思考框架，把“别处的”现实和文化纳入自己的思想资源，来深化对自身困境的认识。注意，这里“别处的”加了引号。因为事实上，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别处”。所有看起来的“远处”，其实都在我们之内。每个人都是杂交的，从精神到物质统统如此。

“中国”如此之近，就像一双穿在你脚上的名牌鞋，那可能正出自二十一世纪人为奴隶制之手，通过国际大公司的魔术转换，中国农民工的成本和欧洲价格，兑换成了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利润。世界资本是化学合成的连体婴儿。这面哈哈镜，映出一幅幅哈哈形象：西方政客访问中国，总得搞些关于人权、民主的言辞“面子工程”，但那与其说为改变中国现实，不如说为敷衍国内媒体和选票，空话说完，赶紧坐下来谈合同。对此，中国政府已几乎能微笑着，欣赏那疼痛和尴尬。为了大笔订单，西方各国不得不一一吞下中国压制思想犯这碗苦酒。这里，和党的“坚持原则”相比，谁更加自相矛盾？归根结底，对外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恰恰在检验自觉。那也是自我提问的同义词：欧洲是否理解今天自身的困境？“没准备好”——非自觉？对不起，那就只能受控于无意识。“新世界”，可能像小赫胥黎写过的那么陈旧，沦落到一条机械化的、非人的底线上，苟且地活着。

对其他文化缺乏理解力，当然因为知识局限，但局限的原因，很可能是囿于思想视野的封闭，没感到打开自己、去理解“他者”的紧迫性。毕竟，麻烦总发生在欧洲之外，无论中国的、伊朗的、阿富汗的、或伊拉克的。相对那些地方，欧洲的一统“天下”，就算不如原来富有，至少完整而平静，作为文化足以感到优越。历史也是佐证。从文艺复兴至今的五六百年，欧洲思想主导着“天下”的思想。那个普世性，奠基于“启蒙”的独立思考，“民主”的政治规则，加上渗透法制和言论自由的生活方式。物质也在证明观念的正确。远的不说，冷战时共产国家的贫困，反衬出西方的自信。而冷战结束，“自然”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九一一”的短暂插曲，以萨达姆和拉登的毁灭变成喜剧。中东的最新变化，更是世界向欧洲看齐。“天下”的中心仍是欧洲。欧洲价值，设定成历史进化的轴线，让欧洲自己占据着“未来”。这想象给人安慰，但我想提醒，同一个想象，曾经占据过中国人的头脑至少两千年！

比较中国历史和地中海历史，它们最触目的差别，就是中国经历过的文化挑战何其少！作为地域性的“第一世界”，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几乎“孤独地”生长着（除了若干游牧民族的军事占领，且无不终结于被中文同化），其后果，是“中央帝国”日益固步自封，中国文化系统成了一根锈弹簧，完全丧失了应对外来挑战的能力。直到十九世纪，欧洲真正的文化（加武力）来到，弹簧绷断，中国人突然由过度自豪跌入极端自卑，只能听凭情绪化引领，喊着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口号，臆想着“革命”，却一头栽进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与此相反，地中海／欧洲的文化冲撞，却无日无之：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两河流域）、犹太、希腊、罗马、拜占庭、日耳曼、维京人、奥图曼、拿破仑、俄罗斯，以及远道而来的阿提拉和蒙古人，每次冲撞的实质，都在迫使欧洲文化寻找自己更深刻的立足点。“传统”不停被激活，又在更深处迎接新的挑战。终于，文艺复兴张扬的思想个性，回答了“什么是欧洲？”，也给不同文化找到了相遇的汇合点。欧洲成功了。但问题是：这成功还在继续吗？

今天的“新世界”，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遥远的文化，需要欧洲更主动地打开理解力，经由自身文化经验的深度，去读懂那本书，达成与他者的真正交流。以中国为例，我得说，过去三十年那里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过去三千年。一个三千多年延续在同一语言、同一思维方式、同一个观念系统中的古老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挣扎，终于脱胎换骨，“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杨炼《与死亡对称》中的诗句），这堪称一首真正的史诗。外来者很难想象那过程，其思想意义上的惨烈，又超过现实无数倍！“政治”只是这文化深海的表面风波。甚至“共产党”一词，也只是个文化怪胎，一块西方的面具，遮掩着皇帝们不敢想象的绝对权力。我曾用“噩梦的灵感”来形容从文革迄今的当代中国。疼痛，撕开肉体刺穿心灵，使追问成为活着的标志。灾难不会过去，它沿着现实、历史、文化、语言、心理、潜意识，一路揭开反思的地层，直到诡谲地（宛如一个没有时态的中文动词般地）返回了“传统的”古老启示：一个“共时”的处境。比“时间的痛苦”绝望得多，那只是“没有时间的痛苦”。当代中国文学可能的精彩，正在于这“深度”。它和遥远的异国情调无关，却站进一切人性的深渊，去体验极限的“不可能”。写作，即生命力在宣告“从——不可能——开始”。当我前后相距三十年，两次漫步于成都杜甫草堂，默诵他“万里悲秋常做客”的流亡名句，我知道，我不是把自己写进了中文文学传统，而是“活进”了它。杜甫的流亡、但丁的流亡，加上我自己的小小流亡，有同一个语法：通过一首诗，把极端的人生之痛，转化为极端的创造之美。当代中国人，正是以自己文化的“碎”为课本，学习怎样超越自己的局限，去重新诞生的。这是它的能源。我希望，也给了那沉重的代价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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