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秋季开学典礼上，胡锦涛的接班人、新科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有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此说一出台，便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时报》和《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连续的热烈的追捧。有的说，这是“2010年最大的亮点”，有的说，这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突破。习近平果真要突破胡锦涛吗？

说到“权为民所赋”，这里有一段不能不提的公案。胡锦涛于2002年12月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后，旋即被香港媒体概括为“新三民主义”，但不久便受到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挑战。朱厚泽在2003年6月曹思源组织的青岛宪政讨论会上，批评胡的“新三民主义”说，“领导人要求各级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靠甚么保障它的实现？凭觉悟、凭良心吗？我认为关键还在于‘权为民所授’，这才是根本的制度保障。”

根据当时北京的传言，胡锦涛对朱厚泽的批评非常不满，不仅指责朱厚泽是青岛论坛的黑后台，企图改变中国的现行制度，还亲自批示予以处理，连发三份中央文件点名批评青岛十君子，名列第一的便是朱厚泽，而论坛发起人曹思源也被全天候监视，长达数年之久。胡锦涛的小肚鸡肠，由此可见一斑。

七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朱厚泽过世了，胡锦涛也快要卸任了，而刚刚确立接任中共第一把手的习近平，在正式场合正式使用了“权为民所赋”的说法。虽然这一说法与朱厚泽提出的“权为民所授”有一字之差，但不少人认为，习近平接受了朱厚泽的“权为民所赋”的观点。

习近平的确用了朱厚泽的说法，但他的“权为民所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长期以来，中共对自己的执政权力和执政地位一直有一种说法，即，中共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在2009年7月1日纪念中共成立88周年时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坚持而不能动摇，只能在不断改善中加强而不能削弱。”

由此可见，中共从来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人民选择中共长期执政的，而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居然不提这一点，居然不讲权力来源，不讲人民的授权，这不是重大遗漏是什么呢！习近平提出“权为民所赋”的真实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补充这个遗漏，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体制上有所突破。

这里的玄机，反映在最近一些官方学者意味深长的文章中。《了望》新闻周刊一月上旬刊发了新华出版社副总编罗海岩的文章，题为“苏联解体事件新认识：权力要忠实于人民”。文章指出，苏联垮台前，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那时苏联干部的状态和目前的中国十分相像，因此，“苏事不忘，中事之师”。罗文认为，所谓“权为民所赋”，就是应该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做起。

另一篇文章更有意思。作者是鼎鼎有名的中南海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1月20日，他在《南方周末》刊出题为《敬畏民意》的文章，其中谈到“权为民所赋”时说，“党和国家的所有权力源于人民，都是由人民群众给予的。谁是人民？人民将权力授给谁？人民如何将权力授予政府？这些都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有趣的是，这篇中南海智囊的文章，居然被一些网站诸如凤凰网站删掉了。

可以肯定，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如果只是为了弥补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的遗漏，必定会像上世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现在的胡锦涛许下的民主诺言流于民主空话一样，最终也会流于空话。而提出警告的文章，尽管作者来头很大，也没有被审查部门放过。俞文在结尾的这句话，“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无疑触痛了一些当权者的软肋。问题是，人民什么时候授权给这些执政者了？他们又如何收回这些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