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5日，南非取得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承办权，举起“大力神杯”的曼德拉喜极而泣。

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很遗憾缺少了那位里程碑式人物的身影——南非黑人斗士、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曼德拉。没有他与他的战友和几代人的奋斗，就不会有南非的今天；没有他的支持，南非就不会成功地申办这届全球瞩目的赛事。

南非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臭名昭著，因此南非曾被1964年奥运会拒之门外，长期遭到国际制裁。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仅仅是十七年前的事。本届世界杯能在南非举办，也是国际社会对新南非进步的肯定。中国球迷不妨将目光从球场伸向更宽广的时空，从昨日的南非审视一下中国，也许能拓展新的视野。

南非与中国：曾经和正经的“隔离”

1652年4月6日，3只荷兰帆船抵达南非桌湾建立补给站，从此开始建立殖民地。随后荷兰人与英国人长期争夺，逐步吞并南非，建立起种族主义统治。英国二十世纪初打败布尔人（荷兰人在南非的后裔），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

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执政。第二年，与南非执政党同名的中国国民党被中共武力赶出大陆。

南非国民党开始全面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到1961年南非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名为“南非共和国”，这13年里，南非当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在就业、薪酬、教育、结社、迁徙、居住、婚姻、公共场所等方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直至1993年12月22日，《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获得通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才宣告结束。

如果说在实行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南非，黑人和有色人尚有一定空间的话，那么中共的一党专制则是全面的，渗透到红色帝国的每个角落。中共执政后30年，对外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隔离；对内用愚民政策将国人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相隔离，不仅导致现代蒙昧的悲剧，而且殃及至今几代人信仰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道德的沦丧。

中共暴力夺权后，为了建立所谓红色乌托邦，巩固其专制统治，通过历次运动将国民以政治和身份划线，分为三六九等进行控制，对底层和异类实施有形和无形的隔离与歧视。

中共通过户籍制度把国民隔离成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成为没有国民待遇、被盘剥的二等公民。甚至在三年大饥荒中不能外出逃荒，被持枪拦截的民兵或者打死或者堵在家里饿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黑五类”分子及其后代，成为中共现代种姓制度下的比“红五类”（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低下的贱民，不但在革命暴力中没有生命保障，而且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婚姻等方面倍受歧视，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经济等权利。所以，一位25岁的青年在红色恐怖的1966年夏愤怒地公开写道：“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20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两年后，这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亲自批准枪决令的据说正是那位“毛主席”（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2006年）。

中共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步打开与世界文明隔离的大门，刚走出国门的人恍如隔世，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以至闹出不少笑话。然而中共一党专制体制在保留一些歧视和隔离的同时，又制造新的歧视和隔离。

对于“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政治机制，无所谓姓社姓资，但是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以“中国特色”为名，对现代文明实行双重标准，凡利己的均与世界接轨，而将自由民主的制度文明拒之门外，将中国隔离在世界民主大潮之外，进而权贵集团及官二代、官N代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导致人才和市场竞争缺失、扭曲，人才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贫富两极分化，底层向精英层的流动和发展被不平等的垄断所隔离，社会严重分裂。相比之下，当年南非另一半的白人社会至少还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形式，为民主变革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中共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民间社会的发展依然实行不平等的隔离政策，对民间组织在政策上歧视，规模上限制，行动上压制，不时迫害其突出者。

中共对维权组织和人士，以权代法，压制迫害，将他们隔离在法律的公正之外。致使一些人铤而走险，诉诸暴力，殃及社会。

中共对待异议人士，或者将他们隔离在监狱；或者监控起来，与民众隔离；或者封杀其言论，隔离在国内媒体之外。对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剥夺其归国权，无法与亲人相见，将其与中国社会隔离。

至于近年新疆、西藏的骚乱，更证明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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