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束缚住了，只能讲马列主义、只能讲阶级斗争、只能讲农民革命，把历史都曲解了。然后一般通俗的历史更没有人敢写。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历史知识是完全没有的。有的只有教科书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党的光荣伟大为主的。所以除这以外，没有历史的知识。而且许多都是曲解、都是乱写的。

我们本来是一个最有历史丰富史学传统的一个民族，变成了最无历史知识的一个国家。这是很可怕的。在大陆思想意识形态没有正式取消以前，虽然写短篇的文章可以随便乱写，但真要写一本教科书之类的、用自由的观点、完全不受约束的观点，是没有人敢试的；你就是写了，也没有人敢出版。

除了唐德刚先生以外，我还想提到我从前的一个老学生，叫黄仁宇。黄仁宇先生也是密执根大学的历史博士。我在密执根大学的时候刚好还指导他的论文。他到了晚年写了很多中国大历史，看蒋介石的日记，看历史、看蒋介石的一生，也写了《万历十五年》，提倡改革的。这《万历十五年》在中国也发生很大作用。

“六四”的时候，《人民日报》把“六四”屠杀完了以后报道中间说是有毒害中国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把他的《万历十五年》跟苏晓康的《河殇》并列，认为这是给中国带来灾害的两个作品，一个是电视，一个是历史著作。

黄仁宇的自传后来在大陆也很畅销，所以这里种种都是看到历史的重要性。而中国没有历史知识，但是民间有一种渴望、有一种饥渴，对历史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提供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看外国历史知识发达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高、而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都自由的。比如象美国，美国历史教课，美国史、西方文化史、亚洲通史，都很重视的。尤其是美国史是美国人基本的教养，每个人都要有的。

另外，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是个大史学家，写的《英语民族史》，多卷本的，后来还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出来丘吉尔历史知识的重要。所以在诺曼底登陆以前开军事会议，只有丘吉尔能够告诉法国北岸的那些地方哪里可以登陆、哪里小村子是什么样子，他都一目了然。所以这样的历史知识使当时的将军、包括艾森豪等在内，都非常震惊，所以可见历史的重要性。

我可以这样说，历史学在人文跟社会科学中间的地位，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界的地位，在物理学、化学或者等等。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丢掉历史，那是非常空泛的。有一度美国社会科学家好象不重视历史，结果时间过久了以后才发现这些课非补不可。

中国的费孝通，他本来是研究功能学派的社会学的、不注重历史的。等到他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他就发现非补上历史这一课不可。这当然是费孝通在1949年以前的态度。以后，他受了共产党的压制，就没有什么精彩东西可言了。

但是历史重要性还是不是光是灌输死的知识，最重要是要有不同的观点。从头到尾看中国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是怎么来的，这我们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可靠的记忆。但这个记忆可能是多面的。所以一个人讲历史永远讲不完的，有唐德刚先生、有黄仁宇先生，讲的方面也不同、朝代也不同，但是就算相同也不够。不能一个人的观点代替所有人的观点，所以一时欢迎各种不同观点、多元的观点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中国专业的史学家同时也花些功夫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专门的研究、在档案里做的一个一件的研究，变成通俗的知识传给大众。传到大众以后，这样大众才会有历史知识，一般老百姓才有历史知识，才会有判断。

如果有这种判断，就不会象共产党五十年代毛泽东一个人在那儿横行霸道，他一个人有点儿历史知识，而且是错误的、都是看通俗演义看开来的为多，《三国演义》在内。而他的部下共产党人没有几个懂得历史知识，一个都没有，包括周恩来在内，是由他一个人胡说八道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大陆出版的关于毛泽东读史记录有很多。可见他都是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狭隘的观点、一个极窄的政治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来看历史的。如果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不可能荒唐到要搞大跃进、要搞人民炼钢之类的。过去炼钢这种办法、土法炼钢、亩产万斤，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可见历史知识缺乏，一旦到了极权政治之下，被误用以后，那祸害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在这方面对我们的读者、听众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