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此乃七十年代初“批林批孔”期间，毛的一段“最高指示”，举凡报纸杂志，街头墙壁，随处可见，应是家喻户晓。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恐怕寥寥无几。

这是就整段话而言。例如，当时的意识形态总管姚文元大概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事实却证明他并没“弄通”。但他辖下的人民出版社编辑薛德震，看来不仅读了，而且“学得真”：人如其名。

此非凭空揣测，有事实为证，那就是当年胡乔木炮制《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自知学养不够，底气不足，命中宣部邀请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润色，薛德震亦在内。而且当场提出三点意见，引经据典，均出自马恩原著。可以想象，如非确实下过苦功，是提不出也不敢提这种逆耳忠言的。

对此，比他大11岁、西南联大哲学系出身的名学者汪子嵩甚为嘉许，几年前曾在其所撰《执着的探索：人和人道主义》一文中特地介绍了薛的发言：

第一，针对争论初期有人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人道主义，凡讲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胡乔木同志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点他是赞成的。但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在伦理道德意义上说”，这一点却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后来薛德震在198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可以说都浸透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果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幸福的向往、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等等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统统从马恩著作中剔除出去，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成什么样子呢？”

第二，会上有个别人提出要埋葬“异化”概念，要为“异化”概念举行葬礼；薛德震据理力争，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异化”概念作过界定。当场有人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49页并宣读了马克思的原话。薛德震还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马、恩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马克思也没有对之作过哲学上的定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们改造自然界，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如：人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不但不为人服务，反而反过来成为制约人、危害人、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怎么能将它埋葬呢？”

第三，薛德震提出：“这场争论是一场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在国内也争论了几十年。在对十年动乱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同志与一批理论工作者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仍然属于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千万不要上政治纲，扣政治帽子。”可惜的是：从那时开始，对于“异化”问题，人们真是“谈虎色变”了。（《炎黄春秋》2006年第二期）

在转述了薛德震的发言后，汪子嵩动情地写道：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权力异化”，像贪污腐败和特权等行为，触目惊心。这时候，正是特别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作为反腐的理论武器，可是它却被埋葬了，不能用了！今天我们重读当年周扬同志的讲话，真是不胜感慨之至！（同上）

文中回顾那场论争的背景，同样令人感慨万端：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一些被长期歪曲和颠倒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但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不能碰的禁区，因为当时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人道主义讲的据说是抽象的人性，所以是反动的。社会主义不能讲什么人道主义。虽然经过十年“文革”，任何人都随时可以被侮辱、打骂、迫害以至死亡；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被湮灭；人人心里都在痛恨这种湮灭人道的局面。记得当时有位搞外交工作的同志对我们诉说，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时感到最为尴尬的是：当别国代表大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表示赞同，又实在无法站出来驳斥。薛德震将当时这种情况形容为“谈人色变”，确是史实。（同上）

一个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政党，竟然“谈人色变”，不讲人性，不讲人道，那它到底想要什么？莫非只有对“阶级敌人”、“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等，大搞兽性的“打砸抢抄抓”，才符合“党性”；只有惨无人道的对“黑五类”实行灭族屠杀，才是“革命行动”？

汪文续称：

正当这时候，我们收到一位哲学家送来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篇文章在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赞许，当时主管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也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被编辑部评成了“1980年好文章”奖。从此，理论界以为会开放一些了，陆续发表许多讨论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薛德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和《“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都是在这时候较早发表的，他提出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有关人的解放的哲学。‘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等论点。（同上）

很明显，薛德震的上述观点和王若水是“英雄所见略同”。王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更直截了当：《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正是胡耀邦刚上台之际，由于德高望重、思想开明的叶剑英力挺胡耀邦，胡乔木与之尚未出现严重冲突。而邓小平的干预也较少。故思想理论战线一片宽松活跃，延续至1983年3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为止，依然还是春光明媚。

汪文这样写周扬：

经历文革中长期被监禁的痛苦与奇异的生活后，他对自己过去的“左”有了深刻的反思。我记得1978年在一次全国性讨论“真理标准”的会上，有人说“真理标准”讨论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周扬同志立即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我们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许多会议上，他公开向当年被整的同志道歉，承担并检讨他自己的错误。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他公开宣布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不断深入探索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所以在这次报告中，他选择了人道主义和异化作为主题。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当时到会的听众，包括许多老干部，都为周扬同志这种爱国爱党、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同上）

正如粤语所云：“人心肉做”，人天生是有人性的。包括中共“老干部”虽被毛洗脑已久，人性不同程度遭泯没。但文革的滔天巨浪把他们卷进黑暗深渊，炼狱的煎熬使之人性复苏。所以他们对周扬报告由衷地产生共鸣。

不过，中国的国情特别诡谲难测，政治气候瞬息万变。皆因铁腕人物乾纲独断，金口玉言。汪文续写道：

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接着便批判了周扬的这个讲话。周扬被迫检讨，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没有错误；经人劝告要他“顾全大局”后，才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承认“犯了错误”。从此他郁闷在心，病势恶化以至不起。（同上）

所幸者，人间毕竟还有正气。一个周扬倒下去，若干位思想者依然屹立不倒。王若水、高尔泰之外，至少还有薛德震，敢于挺身而出，为人道主义和异化据理力争。他不仅对胡文的失误直言不讳，而且对异化理论进行了正面阐释。

汪文就此写道：

在此前后，薛德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时，也多次讨论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他指出，“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册中将它界定为：“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由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却被资产者拥有，反过来成为剥削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在政治上，人民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官员，由于掌握了政治权力，便反过来成为人民的主人。宗教上的神本来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反过来人只能低头膜拜。这些就是异化。（同上）

上面提到的《资本论》第一册，属于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胡乔木等就曾一再强调，《资本论》中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企图以此否定这一概念，并将之“埋葬”。但日前另有论者拆穿了胡的浅薄无知。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