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大学生们向来有喜欢上街游行的传统。而这几天，合肥的学生又上街了。

我向来很为合肥的学运传统感到自豪。可以说，合肥的学生是中国少数具有“公民不服从”传统的群体。1986年“一二。九”左右，中科大的学生就为了“民主”上街游行，把合肥市政府楼上的五星红旗拔下，为3年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买下了伏笔。2003年初，合工大的学生们又为了几位女同学的生命而向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请愿，迫使当局为改善各个学校周边地区的交通安全实施了一系列举措。

这次，合肥的学生们再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今天（4月19日），号称“安徽第一街”的合肥长江路又一次被学生们封堵了。在省委机关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说：“有很多学生扛着红旗从省委大门口呼啸而过”。另一些老同学们则发来图片，展示一些学生扛着红旗、举着横幅在春意盎然的芜湖路上游行，去抵制“家乐福”。

但是，我这次却很心痛。因为这些年轻同侪们不再是为了对“民主”的期望，也不再是为了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失去了理智，为了所谓的“爱国”。他们没有继承“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听命于当局。他们不再是那么可爱，而是那么可怜。

古语云：“谣言止于智者”。但这些大学生朋友们没有对谣言进行任何考证就匆忙地扯上“爱国主义”的大旗，盲目地去抵制一个无辜的商业机构，匆忙地去为一个合法性丧失殆尽的政党及其政权背书。受他们抵制的“家乐福”及其股东，尽管一再澄清其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角色，却依旧无法抵挡一则没有任何证据的网上谣言，也无法抵挡这群毫无理智的青年才俊们。

合肥的活动只是近期全国性抵制“家乐福”和法国货活动的一个缩影。跟某些大范围集中爆发的活动一样，此次“愤青”在全国大范围的再度崛起，不仅仅只是一个自发而简单的民意表达活动，其背后或多或少受到各种势力的操控或影响，交织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利益。

很明显，那些“愤青”们是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的。他们只是在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个人的煽动下盲目地成为政治战场和商业战场上的棋子。他们所谓的“爱国”之举，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任何的发展和进步，也没有为自己谋得任何好处，却为背后的主谋者所利用。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和个人在背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呢？他们又从抵制活动中获取了哪些利益呢？

获取利益最大的当然是执政党和政府，他们获取了重要的政治利益。

目前，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着各种矛盾。近期出现的物价飞涨和股市暴跌，与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楼市价格高企、腐败、司法不公、滥用职权等各类矛盾结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老百姓们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而在奥运之前或奥运期间爆发，则大规模的民众骚动将无法避免。届时，不但执政党的合法性要大打折扣，而且他们甚至有可能因此而下台。

但是在煽动“愤青”们“爱国”以后，国内矛盾大部分都从公共舆论空间消失，民众的注意力转而集中在中西矛盾问题上。在“愤青”们盲目抵制西方的活动中，执政党和政府就巧妙地引导了民众的意志，并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增强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与该转移矛盾的手法类似的是，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也都将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国内经济危机转移到对外战争上。

自奥运申办成功以来，尤其在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过程中，西方在人权、民主化、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当局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由于其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国内矛盾，执政党和政府很有可能因此而在政治上失势。而在煽动“愤青”们抵制西方的过程中，当局不仅成功转移了舆论的焦点，而且获得了抗衡西方压力的民意筹码。有了这笔筹码，重视“民主”和经济利益的西方不敢对其施加过大的政治压力，当局得以对抗西方，并减轻外部压力。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针对抵制时间的说法从暧昧的“事出有因”转为向西方喊话，警告中欧关系可能受到影响，以此威胁欧洲各国。

另一个重要的获利者是其他零售商，他们从中获取了可观的商业利益。

老百姓总是要消费的。他们也许可以不去“家乐福”，但不得不去其他各类超市、商场、大卖场等商业机构购买日用商品。“家乐福”遭抵制后，其减少的销量自然就会转化为其他零售商增加的销量。这种经济利益关系表明，那些业绩因此而提升的商业机构很有可能也在抵制事件中担任了幕后推手的角色。

要知道，“家乐福”目前是最为成功的在华外资零售商，在中国有近百家大卖场。如此树大招风，“家乐福”自然就成为其他零售商嫉妒的对象。处于劣势的其他零售商在通过正当手段无法与其竞争的时候，就会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用造谣的方法煽动民众抵制“家乐福”，就是不正当竞争手段之一。

还有一些隐性的商业机构和个人也趁机捞取了经济利益。如推出“（L）china”的“我赛网”，就打着“爱国”的幌子，通过几百万MSN用户的使用而推广了网站，又赚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还有很多的商贩通过网络等平台销售印有爱国口号的图案和标语，扩大了商品销量，也谋取经济利益。煽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可以很显著地提高他们的经营业绩。

再次是宣传机器获得了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尽管新闻媒体常被视为“社会公器”，但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新闻媒体却被当局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即媒体要服从党和政府的宣传安排。新闻机构主要执行宣传机器职能，其次才是传播新闻。媒体所发布的内容不仅要经过宣传部门的审核，而且时常还只能发布当局提供的内容，不容异议。如果媒体发布的信息符合当局的政策，媒体负责人就会在政坛步步高升。这和纳粹德国的新闻媒体定位类似。

在此次抵制活动中，网络媒体最先散布谣言，宣传家乐福大股东为“达赖集团”提供“藏独”资金支持，继而激起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抵制家乐福的信息大规模流传后，各大网站几乎清一色在头条位置刊载此信息，传统媒体又跟进报道了此事。直到“愤青”们大规模抵制“家乐福”的想法付诸行动后，各色媒体要么“呼吁”“理性”，要么回避此事。

官方的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站等媒体，通过播发这些迎合当局政治需求、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新闻与评论，获得了当局的肯定，也得到了不明事理的民众的支持。

“搜狐”、“新浪”等大型商业门户网站也都在此过程中专门开辟版面，介绍这些与奥运有关的事件。在此过程中，这些网站不仅点击量大增，获取了客观的经济利益，也获得了当局的政治认可，博得“爱国”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

面对这些获利者，作为棋子的“愤青”们，是否应该学会理性看待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