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能。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著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着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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