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区的和平示威行动从3月上旬开展以来，北京当局由于两会而分神，反应既迟缓又愚蠢，官方的武力镇压导致了群众运动的持续升温和变质。当喇嘛们的纪念抗暴49周年的活动从寺院转到了街头时，中国全副武装的军警和装甲车也开进了拉萨的八角街。见到手无寸铁的僧侣们被军警殴打，俗世的藏民出于义愤也投入了争抗的行列。一个原本非暴力的群众运动在双方对峙中演变成为硝烟漫天、拳脚交加、棍棒飞舞、甚至枪炮齐鸣的血腥场面。一些打砸纵火的暴力行为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会导致多少生命的损失，汉藏对话的前景显然将更为黯淡。骚乱的情况甚至蔓延到西北青海、甘肃、四川、宁夏等几个藏人群居的区域。

事件情况严重并且似乎曾一度失控，据官方说已有十五人丧生，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数字则超过八十。中国一方面指责达赖喇嘛是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另方面还说他声称中国在西藏的“文化绝灭”行为是谎言和无稽之谈。达赖喇嘛本人对这场暴力的骚乱感到极为痛心，为了尽快平息事态，他忍辱求全地表示，如果暴力情况继续恶化，他将引退，辞去在流亡政府中的职位。最近数天，中国的武装警力已经将拉萨地区的一些寺院层层包围，并进行断水、断粮，要里面的数百上千的和尚举白旗投降，同时在其他藏区，对藏族学生和居民的监控和限制也更加严厉。

这次事件跟1987年前那次西藏的反抗运动非常相似，只是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僧侣们聪明地选择了纪念西藏抗暴的三月十日进行和平情愿。 此时中央正在忙于结束两会，台湾大选正进入紧锣密鼓，而面子工程奥运又将逼近。北京政府在面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反应模式可谓一成不变地残忍又愚蠢：封锁、围堵、镇压、杀戮、秋后算账。它必然导致运动的变质变相，被打压的民众愤怒反抗，进行自卫甚而报复，运动从和平转向暴戾。可以说政府是这场失控的事件的元凶。

在各地藏人聚居的地方的抗议活动中，只有拉萨地区有打砸的暴力行为，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上个世纪中共解放军占领西藏，1959年又迫使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半个世纪过去，到现在还不让他回藏，虽然他委曲迁就，屈从了所有北京的条件，后者依然没有谈判的诚意。更有甚者，中国加速对西藏地区的汉人移民，并且全面对藏区进行汉化。从语言、文化、宗教上着手，更加厉害的是使出经济建设的杀手锏来。所谓全国各地的援藏工程，事实上是实行改造藏人为汉人的工程。中常委委员俞正声于2007年12月对上海市援藏干部工作的指示中说“援藏工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对于西藏地区的发展和藏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有重大意义。”这句话真是一语泄露天机，“维护祖国统一”是大前提，汉人干部到了西藏，并未入境随俗地“披发左衽”，而是力图把游牧民族的藏人变成爱唱卡拉OK，爱享受物资刺激的“新人类”。这些年来，在北京政府的“努力改造”之下，藏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已经感到陌生，逐渐放弃了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一个个大型的建筑工程和开发经济的项目把雪域高原改造成了红尘滚滚的消费世界，今天拉萨这个藏人的“失乐园”，已沦为汉人实现发财梦的名利场，永远失去了原有的化外之域的淳朴无邪。

汉人到了西藏地区先声夺人，占据了机关里的领导和待遇从优的工作。善于经营的汉人很快盘踞了商业市场，藏人在自己的家园反被边缘化了。汉人所到之处，自然生态就遭到破坏，地方资源被恣意开发掠夺，物欲横流取代了原有的原始清静。贪腐的汉人干部和奸诈的内地买卖人鸠占鹊巢地把藏人看成异类。这样长期的种族歧视和积怨，一旦爆发，再加上政府的暴力镇压，人民的回应自然不可能是和平理性的。

中国人长期被中共的宣传机构洗脑，政府控制媒体和资讯，普通人缺乏分析和判断能力，加上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民族主义情绪原本就十分强烈，平时听惯了自己政府的谎言，受惯了来自国家机器的控制打压，虽然也有不满情绪，但是在民族问题的“大是大非”上，中国人不会站在同是受压迫的少数族裔一边，却表现了跟专制政府的高度一致，令西方媒体深感惊讶。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暴力镇压西藏反应强烈，对北京诬蔑达赖喇嘛的指控尤其感到愤怒。欧洲主要国家开始置疑奥运在如此违反人道和人权的国家举行是否恰当。有些国家甚至取消高层的对华访问。海外民运界也严辞谴责胡温的民族政策和暴力镇压。这次西藏事件使胡温 “和谐社会”的谎言不攻自破，藏族人民的苦难再次震撼国际人心，人们意识到跟达赖喇嘛和平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