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把它的“创新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吹得天花乱坠，那么，就免不了还是要对它的十七大报告作一番分析。

江泽民掌权十三年，弄出一个“三个代表”思想，而胡锦涛则接二连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让人眼花撩乱。不过，都是概念、口号，只有一个的时候显得很重要，弄得多了，就要选择。选一个最能体现胡总书记思想的概念当然不是儿戏，看来中共理论家们真是动了一番心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噢，中选的是“科学发展观”。

比较而言，“三个代表”虽然是“重要思想”，毕竟只涉及建党理论，而胡记三概念，都涉及整个社会发展，自有某种优势。至于选中“科学发展观”，将胡记概念概括为“重大战略思想”，似乎又减弱了它们的理论色彩，或者说，邓、江还算是思想家或理论家，而胡总书记则自命为战略家了。

但是，似乎更有些不伦不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很难说它们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其实只针对着“科学发展观”。当然，这难不住中共的理论家们。他们竭力地构造其“理论体系”，当然就要理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看，“科学发展观”果然有“战略”性，一下子，将三个概念串了起来。

串是串起来了，那毕竟只是表面功夫，进入具体论述，就还是露出其苍白的本质。

中共十七大报告论述其“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其分析的根据，是指出目前“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它们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也就是说，建国迄今的发展之所以还不够“科学”，是基本国情的表现，是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那么，国情及其表现，矛盾及其表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但是，报告中的分析本身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无论对国外经验或本国实践，在理论上都缺乏把握的能力。它号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却对马克思学说的薄弱环节毫无贡献，它号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的具体分析方面，迟迟没有真正的进展。

在马克思学说薄弱环节上无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指出了其内部孕育的社会化趋势将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源、环境的沉重压力，地球的自然资源环境是否能够支撑人类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是否能够支撑到新社会的到来，这些重大的问题，在当时，基本还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薄弱环节。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则这一基本规律的实现形式，为价值规律，它在资本主义阶段上，则表现为剩余价值规律。将这一思想扩展到人口再生产方面，意味着分析人口再生产中的比例关系，而人口与经济的领域，尽管与自然生态有密切联系，基本上还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为本。在当时，诸如增长的极限、资源及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制约，人们在理论上注意得不多。

不过，一些基本的分析还是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更具体而言，“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警告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学说当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论述。

到上个世纪，随着“增长的极限”观念出现，人们对于发展的环境及生态制约的认识逐渐深入。可是，中国共产党对此不仅毫无作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狂妄，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不错，马克思学说的这个方面是薄弱环节，而且，许多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不可能展开论述，而这正是后人展现创造力的地方。然而，中共的表现证明，它根本缺乏理论创新的能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看家的武器是中共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以为，有了这一制度，就扭转了乾坤。面对“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他们杜撰出所谓“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将“有计划”提高为规律，完全忽略计划在经济中的成长过程。对于资源及环境的制约，他们将其视为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似乎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自然地摆脱了这种制约。这种态度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共长期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性，长期忽视污染的存在与发展，长期陶醉于资源的“地大物博”，同时，在国有体制压抑创新、压抑技术进步的基本环境下，长期忽视资源效率提高。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对市场经济的封锁与限制有所放松，经济活力涌现，增长加速，矛盾就迅速地发展，而中共对此缺乏思想准备，且囿于传统观念及特殊利益束缚，犹犹豫豫地被动应付，致使矛盾迅速地尖锐化起来。

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禁锢在相当程度上被冲破，出现了较明显的多元化趋向。这种状况，本来有利于中共有所改变，在自己的“先进性”方面有所作为。

当时，国家确定到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目标时，科学家们经过计算发现，能源增长有其限度，而能源效率难以迅速提高，能源基础对于增长将构成严重制约。他们对中共提出了警告，迫使其修正了计划目标的指标。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叶就出现的征兆。它表明，资源环境的制约已经迫在眉睫，而人们也已经意识到这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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