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工作者、著名的维权人士俞梅荪先生，为包遵信先生逝世治丧一事，竟被北京警方无缘无故从11月2日下午6时就被控制，在午夜3日零时与警察发生推搡，俞梅荪被摔在地上，1时被关押在派出所，至晚上8点以后才释放，共26小时（其中在派出所20小时）。在此期间，我先后5次去电话，他家无人接听，到了晚上9点才打通。他告诉我刚从派出所回来。我是俞梅荪的朋友，一个74岁的右派老人。鉴于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我们右派的后代，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我，有权利站出来说话和写文章公诸于世！

我们决不能让此种无法无天的黑恶势力，践踏宪法、国法、党纪、警纪，真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如果再不站出来说话，明天就是张梅荪、李梅荪和更多的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老百姓就无法活下去！为了捍卫国家的法律，我希望更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说话！我说过，铁流的脊梁，只能打碎不能压弯！我相信中国人的脊梁也是一样：只能打碎，不能压弯？

俞梅荪何许人也？我和俞梅荪已是十五年的朋友，知道他是个书生、学者和性情中人。他直率、坦诚，心无杂质，像颗无尘的水晶珠子，且有知识分子的傲骨与傲气，凡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义无反顾，纵是割头也决不后退。1993年，我是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主席团的委员，负责承办“四科一府”（四科：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一府，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人才交流大会”，需要请时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先生为大会提字支持。他当时是国务院的秘书，经朋友介绍找到他，他欣然接受，在三天就将李鹏先生的题字送到大会来，赶上了“3.18”的开幕式。后不久，他参与起草中共十四大文件，受中共上海《文汇报》总编之骗而提前几天弄走复印件，结果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泄密罪”被捕而起诉。他是立法工作者，参与不少重要法律的起草，也是“国家安全法”的催生人，对他的蒙冤受屈，法律界极为不服，大法学家并大律师江平先生两次亲自出庭为他作无罪辩护。但是，不公正的中国司法，在权力纵容下仍判处它三年有期徒刑。在狱中他一直上诉，由于他在服刑时曾不顾安危而奋力制止了一场犯人打架事件等，成为“全监狱的劳改积极分子”，依法应该减刑1年，但当局却以“必须认罪”，写出悔罪书为条件。他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宁愿坐满三年，死不低头！1997年他满刑出狱，我们便成为忘年之交。此时我才知道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爷爷俞颂华是上海《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最早访问苏联，面见过列宁，瞿秋白曾是其翻译助手；他父亲是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办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跳楼自杀，当时他才4岁。逆境催他奋发，不平激励他向上。他自学成才，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时被选入中南海，成为法学界后起之秀。这样一个有为之士、国家有用之材，竟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贱民”。

“不平则呜，不公则愤”，这些年来他成了中国维权的勇士，为社会弱势群体经常义务地提供法律援助，不怕威胁打压地站出来为他们呼吁呐喊！于是，自此成为北京以至全国有关部门重点监控和看管的对象。只要北京一有什么重大活动，比如全国人大会、党代会和一些敏感时段（“六四”），公安、国安，就要派出大批警力监控他：不准出门！不准上街！不准会友！而无任何法律程序，全是口头宣示。9月底从国庆日之前至“十七大”结束的期间，他和我一样均被有关部门严密监控，只不过他的“规格”比我的还高，由警察日夜看管，人员多达四五人。

这次包遵信先生逝世，他是治丧的操办人之一。昨晚六时他要外出，看守他的警察不准他出门。他理直气壮问：为什么？警察说：不为什么？就是不准出门！拿手续来？没有！这是上级指示。哪一个上级？不知道。他再次出门，警察公然出手，他被摔在地上，眼镜被摔坏，相机被摔坏，还被拉到派出所，又被几个警察推搡而两次摔在地上，关押起来。他抗议，他绝食，可是警察并不理睬。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有关当局：到底中国是“法治国家”还是“黑治国家”？你们还执不执行胡锦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我真痛心，想不到我们为之奋斗终身的国家，竟然如此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