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邬书林到老作家袁鹰家登门致歉，这在中国是一件新鲜事。

多少年来，中国意识形态官员一直骑在人们的脖子上耀武扬威。他们一手攥着书号刊号，谁想出书办刊办报，就得求他施舍；一手拿着棍子、鞭子，想整谁整谁。轻则吓得你心惊胆战，重则让你停业整顿，砸掉你的饭碗。已经被他们查禁的书报杂志不计其数。处于弱势的社长、总编们，只好谨慎又谨慎，自律再自律，如履薄冰地过日子。许多作家、学者写出有创意的作品，或者没地方出，或者左删右删，删得遍体鳞伤，才能获得一张准生证。意识形态官员是爷，编辑和作者是孙子。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然而，当惯了爷的官员，如今装起了孙子，——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变化的契机，首先是章诒和的抗争。官员肆无忌惮地宣称就是要“因人废书”，章诒和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以生命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一声正义的怒吼，引起了天下舆论的回应。章诒和的道理，和新闻出版署官员的无理，如此黑白分明，无庸置疑。

变化的契机只是契机，还不是全部原因。当今中国，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地方，谈不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往往无权的一方，有理也无处去讲。有权的一方，没理也可以强词夺理。　　

除了道理，还有利益，还有需要。2007年春天，要开两会；秋天，要开十七大；2008年，要办奥运。还有两岸关系。所有这些，使最高当局最需要稳定，不希望出乱子；最需要和谐，不希望看到冲突。新闻出版署新年伊始就对八本新书大打出手，制造了又一个“冰点事件”，和最高当局的需要适得其反。所以，他们的确是给最高当局帮了倒忙。为了下台阶，这些当惯了爷的官员，终于装起孙子来了。

一个文明的社会，既不容许官员骑在公民脖子上当爷，也不需要官员低声下气地装孙子。我们需要的，只是官员学会尊重宪法，依法行政，公民才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值得注意的是，袁鹰先生不但当面批评了邬书林的粗暴作风，还质疑了他们赖以整人的内部规定。新闻出版领域，至今是依法治国的盲点。法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公开透明。法律禁止什么，都要放到台面上，让公民知道。法不禁止的地方，都是公民的自由空间。而人治则是黑箱作业，这是专制者最喜欢的。为了在这个领域维系人治，他们故意搁置《新闻法》、《出版法》的立法进程。这样，就可以密订种种家规，设置重重禁区，随时整肃不驯服的人。在这种格局里，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实际上就被悬置起来，成为看得见摸不着的镜中月，水中花。

是改变这种荒谬局面的时候了！把那些内部规定，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它们晒晒太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