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年去年来，在人类时间史上，转瞬之间又完成了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所有的日历都毫无例外的书写着今天——2012年的元月1日。

元旦来到，新的一年开始，“零八宪章论坛”先向各界同胞问好，并送上我们诚挚的祝福！

回顾过去一年，对于世界民主人权事业来说，2011年是花果飘香的一年、是万紫千红的一年。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中，不仅本·阿里滚蛋了，穆巴拉克上法庭了，而且与民主对抗到底的卡扎菲则带着可耻与羞辱死去，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本·拉登则直接被击毙并葬身大海，朝鲜的独裁者也赶热闹加入了“猝死”的行列。与此同时，“茉莉花革命”还在也门、叙利亚等国继续进行，俄罗斯民众也屡次上街对欲行“强人政治”的普京进行抗议和谴责——对于“外国人民”所已经取得的重大民主成就，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诚挚地祝愿北非中东国家将“茉莉花革命”进行到底，早日建设出比较规范和成熟的民主宪政国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俄罗斯人民对强人政治的抗议会取得民主的结果，希望并祝福朝鲜人民能够借助金二世猝死之机努力走出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面向世界，华丽转身，走上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阳光大道。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如何实现宪政民主、走向共和的问题。

相对于北非中东伊斯兰地区所取得的民主硕果，我们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说，2011年是相对“悲摧”的一年。从年初对维权村长钱云会的追悼到年中维权公民钱明奇怀抱炸弹炸毁政府大楼再到年尾维权代表薛锦波的死亡，无不折射出底层维权的高昂成本和巨大牺牲！而对于有公共担当和理想情怀的知识群体来说，2011年同样充满着令人瞠目的悲情——在诺贝尔和平奖与茉莉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执政当局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为了维护已经掠夺到手的天量利益，便布置了一场全国性的镇压活动，一时间，风声鹤唳、捕快狂奔，一大批学者、法律人、民主维权人士被绑架到黑监狱，戴黑头套、殴打、饥饿、羞辱、致幻……竭尽红色恐怖之能事！不仅如此，王荔蕻、陈卫、陈西、倪玉兰等先后被有司罗织罪名并推进专制大狱。除此之外，陈光诚依然被强力“密封”，高智晟则在缓刑期结束后被关进监狱继续进行迫害，守望教会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以人权讨论和宣教为宗旨的“贵州人权研讨会”也被贵州省政府勒令取缔……执政当局依然在“维稳”逻辑的作用下，继续干着这些愧对历史、愧对人民的勾当——“宪章论坛”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但全国各地的民主维权人士并没有被执政当局的维稳大棒所吓倒。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在经历了一个严酷的倒春寒之后，于下半年又开始了勇敢抗争的历程。江天勇、滕彪、古川等人在经历肉体逼迫后又开始陆续发声，公开揭露被绑架期间所遭遇的各种折磨；民主老将秦永敏不畏打压，连续发声揭露地方当局所制造的人权黑暗；江西的刘萍、郑州的曹天、北京的乔木、韩颖、许志永、野靖春等成百上千的国家公民纷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各地人民代表的竞选中去，以实际行动进行着全国性的民主动员和民主训练；“自由光诚”运动召唤着一波又一波心怀良知的中国公民前赴后继、飞蛾扑火般的围观东师古（从网友刘沙沙的被打到国际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的被打无不诉说着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悲惨处境）；对人权艺术家艾未未的迫害和变相迫害极大地触痛了中国民间的神经，1500万的天量罚款迅速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借款运动，大量的1元、10元、100元的钞票乃至汇票像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纷纷飘入草场地258号小院——这使得当局对艾未未的人权迫害不仅被导演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公民动员，甚至被导演成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人间神话……！

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为了维护村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为了反抗以中共乌坎村支部书记薛昌为首的村官们的欺压，万余村民在付出了极为巨大的代价后，终于成功地颠覆了薛昌村政权，并通过真正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当陆丰地方当局“秋后算账”并欲采取政权暴力进行镇压时，乌坎村民万众一心、团结抗争，终于迫使广东高层出面承认村民维权的合法性，并下令重新选举村委会。虽然维权代表薛锦波之“心猝死”还是一个“迷”，但从乌坎维权的出发点考量，这场维权基本取得了“庶民的胜利”，它不仅是乌坎村民的一次“光荣革命”，而且对于全国性的民主维权事业都具有标本性的借鉴意义。乌坎村民的维权实践再次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那就是——

只有团结才是力量！
只有斗争才是力量！
甚至是——只有“革命”起来，执政当局才能坐下来看到你的存在并讨好你的存在！

2011年末，伴随着乌坎维权的泪和笑，“革命”与“改良”的话题再次被学界热炒。要想实现中国民主，究竟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还是通过“改良”的途径，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不管是吆喝“革命”还是吆喝“改良”，都必须付诸行动、付诸实践。纸上谈兵、象牙塔里的口水仗除了让自己感到累、感到无聊甚至妨碍身心健康外，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愿意就“革命”与“改良”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我们认为，“改良”对于体制内的执政集团才有意义。在威权主义官僚体制作用下，执政党自上而下形成了各个层级的官僚权贵集团，他们垄断把持了国家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优质资源，如果没有民间压力，执政党既得利益集团巴不得像朝鲜金氏家族那样能够一世而万世的世袭下去。但正是由于民间寻求公平正义的压力才会促使执政集团内部寻求相对和平的改革道路，通过政体改革进行权力与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促进公平正义的相对实现。民间喊改良是与虎谋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只有执政当局价真货实的“改”起来，“改良”才具有现实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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