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号的《北京日报》发表“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的文章。文章对微博上的“虚假信息、过激言论、恶意炒作、低俗之风”加以抨击。评论人士则表示，开放更多的舆论平台是堵塞虚假信息的有效途径。

《北京日报》的文章说，微博作为新的网络传播途径，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服务公众、服务社会方面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文章笔锋一转，指责微博上“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谣言、谎言、传言，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者故意误读、恶意曲解，不少人还以编造传播这些信息为乐。”

利用网络传播谣言当然不对，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这与中国缺乏表达渠道有一定关系。政府应当提供足够的自由的平台，让民众畅所欲言，并将舆论作为指定政策的导向之一：

“把民间传递的信息作为一种政治改革的一种导向，而不是怎样压。而是说通过媒体对老百姓表达的一些顾虑，一些议题需要一一解决，而不是怎么样来压制，而是来利用这个东西来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导向。如果政府对民间的传递都是采取高压方法的话，老百姓有消息的话只能通过小道。所以政府越是把舆论压得越严、越紧的国家的话，小道消息就越盛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茶馆里就莫谈国事啊，这种话都贴出来，就是是言论罪。在美国左翼的、右翼的大家都在公开的场合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太过分的话，大家和媒体再通过法律予以限制。”

周教授说，政府不应对民间的批评采取敌视态度：

“美国人有一句话说是对政府的批评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体现。越批评政府的人是越爱国的人。大家要这么来看，大家要推崇批评，要赞扬批评，要鼓励批评。要给批评提供正常的渠道。让报纸上不要开天窗，而是要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提满批评公平的意见。你看看《华尔街日报》、你看看《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它们那一个不是批评政府的？媒体的责任，民间各种舆论渠道的责任就是监督政府。政府是来给老百姓监督的，而不是来让老百姓赞扬的。是给媒体来监督的，而不是给媒体来赞扬的。现在中国的东西都搞反了。”

但是周教授表示，他理解政府为什么对于微博这样难以控制的表达平台存有顾忌：

“一、二年来发生不少事。阿拉伯之春、在英国的暴乱、包括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这一系列东西跟互联网的作用和微博的作用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个独裁政府都下去，是不是从穆巴拉克到突尼斯到也门，不是下台就是接近存危了。所以中国威权政府它们对这个东西当然是非常之忌讳。因为它们不像以前毛泽东的时候，对媒体的控制是百分之百的。或者像今天的北韩。现在的政府它是所谓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互联网是唯一干涉它的东西。互联网是不买你的账。就是说它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所以官方看这一系列的影响互联网、推特和国际政治局势密切联系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要予以警告或者控制。这个是完全符合他们统治逻辑的，一点都不奇怪。关键是你怎么控制法？它可能要三令五申，但是具体的做法它法落实。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困境了，它有五毛党，比国安编制还要厉害。它是占国家编制的一大部分。它控制不了，因为微博它没法控制。外面的科技发展超越了独裁的控制。我是能理解它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么害怕。他们应该与是时俱进，要改变这种控制的方法。要真正的看到问题在哪里？老百姓哪些是谣言？哪些不少谣言。”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网络上如果出现虚假信息并造成不良后果，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

“这个关系到信息传播的方式和信息社会化的问题。不是很容易避免。当然在美国西方国家有的是付诸于法律，有的是影响到个人威信，如果造谣的话。很多传言，不是说谣言说得头头是道。这还不光是关于这个政局，有些不科学的分析或者一些比较有偏见的见解，都难以避免。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或者一定的法律程序，提的话也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是道德上的一种倡议。社会政治道德的倡议。美国也同样。美国也很难划分界限，对你个人的自由言论自由，什么是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具体讲到别人或者你造谣而造成别人生活上的痛苦或者困难。所以，法院也常能听到这方面的案例。”

李教授认为中国的网络自由有一些进步，但还很不充分：

“这个比过去是有进步，但也有不足的地方，比说说很多网址、网站都封闭，如脸书，比如说检查人的电子邮件，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限制。但是比以前还是进步开放一些。”

据新华社的数据，中国目前拥有4亿多网民和数百万家网站。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