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4500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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