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力量发起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杨建利作为自由亚洲电台"民主论坛"节目的嘉宾， 于9月20日和21日两天就三鹿毒奶粉事件与国内的听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杨建利在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时说，在中国任何一个领域每天都发生着商人坑害消费者甚至为图暴力不顾消费者死活的事件，只不过三鹿奶粉比其他恶性事件涉及的面更广，其实随便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都可以轻易地举出5个甚至更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恶性事件。这样的恶劣行径之所以这么普遍，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各级官员对这些商人的保护是不可能的，而这些官员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有"和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为他们撑腰，民众抗议就是不和谐，就要镇压，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是限制人们言论、新闻、结社、参政等政治权利的专制制度。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消费者的利益问题最多是个法治问题，但是，假如根本的政治制度不改变，这些现象不会改变，"三鹿毒奶粉"事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些话肯定可以的都证实的，因为和任何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专制政权不一样，中共政权只能用为社会精英提供腐败的机会和特权来换取他们对现政权的认同或效忠，它怎么能真的下决心彻底解决所有官员的问题呢？他们只有用代价最小的办法平息众怒，不做独立客观调查，处理几个政治上背景不深的官员，同时搞舆论控制和引导，把"罪人政府"很快变成"恩人政府"。在这种恶质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际上对每一个恶性事件，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有责有罪的，同时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受害者或牺牲品，包括被撤职的官员。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政治斗争政治运动式地处理这样的事件，谁心里都不会服气。

杨建利分析说，在食物消费上，中国可以粗略地分为四个中国，第一个中国是高干的中国，他们享受安全特供食品（人们应该做一个调查，在中国各中央部门和各省市存在多少个干部安全食品特供中心），第二个中国是享受不到政府的安全特供的，但是有权势自己解决食品安全的（比如消费进口产品或用自己的势力保证安全的，比如一旦出了问题，有能力讨回公道的）钱权上层的中国，第三个中国是一般民众的中国，他们有温饱但是对食品安全隐患毫无办法，第四个中国是连温饱也没有保障的中国。

当听众问到，受害家属是否可以要求国外的组织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然后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杨建利回答说，可以要求联合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但是中国政府不配合，在中国进行独立调查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情形下，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配合。国际法庭基本上是道德法庭，任何判决都很难执行。这些事情都可以做，至少可以造成国际压力，促使受害者在国内更有力索赔和维护权益，但是这不是根本之路。

当听众进一步追问，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时，杨建利回答说，最根本的路子是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个受害者力量弱小，基本上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必须有集体的力量。但是就目前的政治形势来言，组织不宜跨议题，最好是单一议题，因为跨议题就有可能被有关方面政治化，不利于生存。那末什么是单一议题的组织呢？单一议题组织就是指只关心一个议题的组织，比如说"三鹿毒奶粉受害者联盟"，其宗旨是收集证据，惩治责任人，要求索赔，维护这个群体的长期权益等。在中国类似的组织已经有"天安门母亲"，我们应该向这个组织学习。这个模式其实可以广泛推广，比如，可以成立"5、12"母亲，XX矿难死难者家属委员会，等等。单一议题，利益清晰集中，容易组织容易团结，容易坚持。其实，任何利益相关者有意愿，都可以在国内、国外寻求到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的各种协助。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改变的内因，首先是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也就是说各类受迫害受压迫的民众首先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和维权人士、意见领袖结合，把自己的议题持续推向深入，然后纵横联合，推向广处，促成变化。保权益、要改变，公民首先要有力量，公民必定要有力量。杨建利表示他会继续关注事件的发展，随时愿意尽绵薄之力协助。

杨建利是自由亚洲电台民主论坛节目的常任嘉宾，经常通过这个节目与国内听众进行直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