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我通通没有读过，但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很了解这个人，知道他想用甚么心计、谋略和手段来达到甚么目的。给我这种感觉的，不是他在六月五日在博客上公开呼吁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丧失子女的家长要“识大体、明大理”，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

依我看来，这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让他“袒胸露肩”和“无所遁形”的程度，远远不及他在两个多星期后在四川卫视一个名为《重建精神家园——余秋雨访谈录》的节目中，就有关愁云惨雾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样与喜气洋洋的北京奥运“取得协调”的谈话。

节目中余秋雨坐在一端接受四川卫视的女主持宁远访问。他说北京奥运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扬最微弱生命呈现出来的尊严。以生命作为主轴，“五一二”与奥运就连接起来。他接着以说书人的口舌，非常生动地讲述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地震废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说出京奥的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又把电视记者那个话筒当做奥运火炬。

余秋雨用讚赏甚至歌颂的口吻说：“从废墟里面拯救出来的生命，期望的是奥运这样精采的生命。”之后余秋雨再侃侃而谈他的第二个故事：另一个也是从灾区中救出来的小男孩最崇拜刘翔。他在传媒的安排下与刘翔通电话，祝福刘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刘翔又（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他首先听到的是那个小男孩的声音。

在用如此充满电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说完之后，余秋雨难掩一脸志得意满之色地说：“你看，这么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与奥运之间的基本逻辑。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点和生命辉煌的高点，在几个月之间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说，在生命的意义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大声说了一句：Bravo（好极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又诗意盎然的“公关辞令”（PR speak），更难以想像的是这套近乎无懈可击的公关辞令竟然出自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口中。的确，单凭这几句话，余秋雨就足以配称今日中国首屈一指的“公关大师”（PR Guru），成为Hill & Knowlton和Burson Marsteller这些觊觎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关公司重金罗致的对象。

余秋雨公关技巧如此神乎其技，不仅在大陆可以傲视同侪，就连美国总统布殊的高级政治顾问罗夫（Karl Rove）一类的西方“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也要自愧不如。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篇令人困惑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便完全显得合情合理了。在一个专为京奥应付传媒和包装形象、对媒体的负面报道（bad press）避若蛇蝎的“公关大师”眼中，请愿灾民正在不自知地为国家和中央制造一场“公关大灾难”（PR disaster），所以必须被直斥其非和严厉制止。（

问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善於对负面消息进行积极解释的宣传者和策划人？为什么一个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会愿意用他的学问和才智，去“处理事实”和利用传媒的“轨道”来影响公众？在同一个节目中，余秋雨在谈到文化人在地震之后有甚么可以做的时候这样说：“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认为，最优秀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他引用康德，其实是要含蓄回应《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批评者。他自喻为劝说受难亲属不要揹尸首走路的防疫人员，企图疏导自然灾害引起的“情感灾难”。

以余秋雨的博学，他一定读过萨伊德（Edward Said），也肯定对鲁迅滚瓜烂熟。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说过，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底层的立场，向权力说真话，对权力做批判。他不可以只诉诸他的理性，因为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也是一种理性，对某些人来说，它甚至是最高层次的理性。余秋雨长期高居大陆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作者：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香港，你还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义之死》（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