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最著名画家Gerhard Richter的作品 "Mao， 1968" （毛泽东在1968）。毛泽东已经模糊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同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由此揭开序幕，史称“反右运动”。22年后的1979年，中共实行“一风吹”政策，99.9%以上的“右派”获“改正”待遇。但作为政治运动，“反右”仍被中共确定为“完全必要”，属于不能平反的铁案。在这50周年纪念日，德国之声记者作以下回顾与展望。

“阳谋”始末

49年中共建政，正百废待举，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肃反、社会主义改造等等，运动不断。至56年中期，始告一段落。寻求国家发展逐渐成为上下共识。是否能动员知识分子鼎力参与无疑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能否有成的关键。但是，此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各级官员在执政以来所显示的君临一切的霸道作风，不免使知识分子们束手束脚，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撇开当时的国际背景不谈，这是促使中共领导层当年释放出一系列宽松信号，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要求人们帮助党整风，以期活跃国内空气的主要动因。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集中探讨建设问题的“论十大关系”报告；9月，中共八大告别大规模阶级斗争，提出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政策，号召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继续放手，贯彻双百方针”；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

经中共各级的反复动员、说服和党报多次社论的号召、鼓舞，许多人开始信任共产党，打破顾虑，愿意“帮助党整风”。在短短时间里，全国各地召开的各类会议上，共搜集到针对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以及党员的数十万条意见。这些意见的核心是希望获得根据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中也保障的公民固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没有人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资格提出异议。文革结束后逐渐开启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要管党自己”等口号正是当时的一些意见中的内容。

然而，13天之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定：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中有严重修正主义思想，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而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在发至17级以上干部的此文中，毛制定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表示，还要让右派们猖狂一个时期，让其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至6月8日公开号召全国反右，各级各地党委继续鼓动人们向党提意见，遂使更多人遭受“请君入瓮”的命运。毛本人事后在驳斥对他的批评时，把这一做法称为“阳谋”。

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但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受到降级降薪、劳改劳教、发配农村边疆、留职停薪、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关押监狱等处罚。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979年，在具有改革意识的、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决定对除少数（共96人） “大右派”以外的所有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所公布的数量为55万。这一数字引起多方怀疑。议论平实的“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作者丁抒，1991年初版，2006年4版）指出，在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极右分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报道称，根据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右派分子人数超过317万，另有中右分子143万多人。后来成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当年也被划右派，足见此次运动规模之大。

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50年代中期，国内约有知识分子500万。即使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为准，受到打击的人数也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10%.对知识界这样的清洗运动在人类现代史上尚无先例。

平反待何时

虽然反右运波及社会各界、各阶层，但 “有幸”戴上“右派分子”帽字的几乎均为中国极缺的文教科技医学各界中的精英，即中国国内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78年对右派分子实行“全部摘帽”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排除了平反的可能性。

1981年6月，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维持这一结论。一般认为，中共这一态度与当年积极协助毛泽东丶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有关。香港争论杂志“动向”主编金锺就持这一观点：“有关反右处理，基本上是邓小平个人的权谋因素在起作用。”

2007年3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重申固有立场。中央宣传部年初传达指示，不许出版有关记录回忆“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的文章及著作。

著名作家、当年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怡和确信，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有良知的人：“绝大多数，— 99%的右派是因言获罪。”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1954年的中国宪法，将感佩于党的诚意、相信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而开口的知识分子们划为右派是违宪行为，理应加以否定。持这一看法的在中共党内也不乏其人。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胡启立就曾于2002和2006年先后两次致函中央，呼吁否定反右运动。

其实，邓小平也有关于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的说法，并将它同文革十年浩劫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中亦未收集他当年主持反右的文章和讲话，可见他也不愿意给后人留下历史“把柄”。

2005年10月十六中六中全会前后，前右派及其家属公开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声高涨。其中，山东大学史若平等182人联署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在要求平反反右冤案外，还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如今，毛邓等当年主事人早已作古，以“和谐社会”为新政口号的胡温第四代领导似乎应有条件走出历史影子。